在网上发现一篇标题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的文章，作者注明为“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童俊”。该文通过对患者的精神分析，认为儒家文化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一个“背景”。

所谓“背景”，放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实际上就是致病的“情境”。童俊先生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将儒家文化与“自恋型人格障碍”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可谓大胆。然而这是对方法论的无知和对精神分析的滥用。

一种文化被认为能够使人“得病”，这不新鲜。然而，从未见过有人在临床的意义上说某种文化构成一种致病情境。荣格、霍妮、弗洛姆、埃里克森等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就不必说了，就是对西方基督教啧有烦言、对宗教徒的那种所谓的“信仰”讥笑有之的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也未见下此结论。道理实际上很简单，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的某种存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生存”的背景。“文化人格”的确有可能导致临床上的人格障碍，但其间是通过“社会性刺激”，而非文化的逻辑所完成的，因此文化与人格（心理）障碍之间并不必然构成一个逻辑的通道。也就是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社会的病态可以从文化上寻找原因，但个体临床上的人格（心理）障碍，却与“文化背景”没有必然的联系。

儒家文化所遭受的攻击已是花样百出，用精神分析来贬低它倒是挺新鲜。这本是一个“理论创造”，但可惜童俊先生没能发挥好。从童文看，因他的患者的家庭具有儒家文化背景，于是，分析开去，追溯到家庭，患者的人格障碍也就具有了儒家文化背景，儒家文化看来也是一种可以让人产生人格障碍的东西了。这种简单的逻辑思维近乎单向的反射。按照这种逻辑，如果童先生的患者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具有佛教文化背景，是不是它们也是患者的人格障碍的背景？而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不会产生人格障碍，那还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人格障碍的背景？

这种结论之所以可笑，还在于它经不起“证伪”。童先生恐怕从来不会想到，他所分析的患者的儒家文化背景无论如何，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而类似“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这样的表达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任何一个普遍性结论逻辑上的自洽必须囊括所有的个案，即所有这些个案的实质不能出现偏差，并能经受与之相反的个案结论的质疑。要证明儒家文化的确会（逻辑地、必然地）导致患者出现自恋型人格障碍，那就必须证明任何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会出现这种人格障碍，或者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全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不需要过多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设想简直荒谬：就是双胞胎，都可能一个有某种人格障碍而另一个没有。因此，患者所置身的某种文化背景，固然会对他的心理结构有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能形成人格障碍，即使能形成人格障碍也可能是患者的心理机制出现问题的结果，而并不一定就是文化的要素在起作用。临床精神分析在关注文化背景时更必须关注构成患者的“个人性”的那些不会适用于普遍性结论的东西，否则，就把精神分析弄成了像医术一样的东西，把患者看成了没有个人色彩的“客观对象”。这是对精神分析精神的背离。

且来看童先生分析。因为“结合我的患者的情况，我发现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一共同点，即这种家庭内弥谩着浓郁的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观，儒家的某些价值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带着这种职业性的临床体验，笔者思考：如果我们假设文化很重要，假设人们用极为珍视的或下意识地信奉的价值观指导他们的行为，是否患者生长的家庭环境中的儒家文化氛围影响了患者这类人格的形成？这种文化的哪些伦理价值观影响了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怎样的互动成了这类人格障碍的温床？”。好，有精神分析的意思，从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里都可以找到这种“灵感”的“原型”。文化形成价值观后，文化指令当然能够“编码”个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特征。

但这种“灵感”所依赖的理论却明显误用。童先生从弗洛伊德的话那儿得到启示：“最经典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人格在一个人成长的最初五年就已经定型，而其后的发展变化都是不重要的[弗洛伊德著,车文博译，1998]。如此看来我们只要研究家庭就够了。但现代西方有关人格的发展已在赶终身发展观的时髦，这样，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就不只是家庭，还包括学校和工作单位，以及时代的变迁。这后一种观点恰恰表明文化对人格是有重大影响的。”这简直是对弗洛伊德的无知。弗氏所说的人格在童年阶段的定型指的是基本的人格层面。而人格依赖于自我的形成和定型。虽然童先生在一系列的引用中也承认自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东西，它是“社会性形成”的，总是在人的社会化（人一生都在社会化），或者说社会互动中不断改变它的面貌，但却只是“引用”，根本没看到“自我”的这个特点已导致人格的表现超越了童年阶段的定型，从而与患者所置身的后天社会情境的刺激密切相关。这怎么可以“我们只要研究家庭就够了”？真的够了吗？这种把人格在童年阶段形成然后在人的一生中会不时地表现出来的观点仍然停留在将人格看成一个不变的“实体”的思维水平。而“人格”不等于“人格障碍”，障碍不是在童年阶段就潜伏，而是在后天特定社会情境的刺激下出现的。

下面就是一大堆引用，以及具体的临床分析。这些且不去管它，再看作者如何将患者的人格障碍追溯到儒家文化：“儒学最关心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与天地参’的圣贤人格一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它是通过‘修齐治平’这样高度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的。”但这与人格障碍有什么关系？童先生继续发挥：“……孔子在塑造一种‘仁人志士’的同时，也许在现实上由于受中国宗法社会的限制，潜意识上由于对理想化父亲的期盼，他设计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这种伦理要求则使具有‘自我神性’的统治者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成了人间的上帝。在操作上，人们容易将对‘圣王’（权威）的崇拜取代了儒家‘圣王’的真精神，‘圣王---权威’本身成了理想的图腾。其次由于儒家文化的人人都能够通过‘修齐治平’之路而实现‘自我神性’的人文主义的承诺，为每个人达到‘圣王’镜界铺平了道路。因而对权威的崇拜实乃对方是一面镜子，它可照见自己的未来之路。”绕了大半天，还不如直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概括，那就是儒家文化给个体造成了这样的心理效应：“超我”较为严厉，于是心理防御机制运作，个体把“超我”对“自我”的要求投射到了外在的权威身上。权威崇拜导致“自我”的被贬低，而心理生存又迫使患者固着于文化理想，从而形成“自恋”。但是，这一点什么也说明不了。哪一种文化没有类似“超凡成圣”的理想？基督教的“超我”严厉不严厉？就连已洞悉“自我”的虚幻的佛教，都有一个理想的“悟”的权威。

换言之，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要求，与由此导致的权威崇拜、人格障碍是两回事。正如乌托邦本身并没有错，真正错的是“道路”，以及在现实条件下对乌托邦的理解一样。将它们混为一谈正是思维只会单向反射的结果。对于文化理想与权威崇拜来说，它们发生于不同的领域，权威崇拜的确是文化理想（超我）的严厉所激起的一种心理反应，但这种心理上的反应的最终来源却是人存在的本体论上的困境，受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驱使——而被投射了文化理想的权威人物不过是人“逃避自由”的一个载体罢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何在某些“超我”并不严厉的人身上，仍然存在对于某种东西的崇拜，以及毫无“文化理想”的金钱，何以那么多人向它俯首称臣？这不是否定文化理想的严厉对于人格障碍的影响，而是指出，对于一个严肃的精神分析人员来说，在临床上而不是社会批判上比深究于“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个体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影响到他的人格障碍的，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心理秘密是什么？

童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又详细地给儒家文化的要素列了一份“清单”，指出它们如何会影响到人格障碍。但是，方法论错误，所推导的东西也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首先童先生似乎没有搞明白：从文化理想到人格类型之间，有哪些逻辑上的通道？它们的连接点——价值观念——与心理生存，如何实现转化？然后，人格障碍出现的情境为何？都缺乏分析。比如，他认为“儒家‘人人一体’、‘天人一体’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对个体缺乏承诺，导致了个体的衰弱感以及对依赖的需要。但是对依赖过份的需要会导致焦虑，而将他人当作一个‘自我客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依赖则缓解了这种焦虑。这构成自恋者的核心病理。”这样的话简直是昏话。儒家倡导的那种人与他人和自然“一体”的关系模式只有在个体缺乏自我的独立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心理上的依赖，而在自我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恰恰是人与他人和自然的“一体”消除了人本体层面上的自我与外界的分裂，这怎么能导致“焦虑”？恰恰是消除焦虑！按这种逻辑，我的推论也正确无误：倡导“个人主义”的文化因为是将人本体层面上的分裂放大为社会文化层面的分裂，因此必然加剧个体与外界的异化，从而使个体承受更多的恐惧和焦虑，而心理上的生存又迫使他否定自我依赖于外界，从而出现施虐－受虐的性格特征——这不非常搞笑？

任何有点哲学头脑的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原因都可能造成不同的结果，而同一个结果有无穷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只将某个结果与某个参与作用的因素对应，建立单线的逻辑联系，正是“单向度的人”的思维特征。甚至还必须指出，如果不将“情境”算做某个结果（比如人格障碍）的某个参与作用的原因，那么它也是一种参与作用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不具这种哲学思维，精神分析人员最多处于按单操作的“技术人员”的水平，可惜的是，当前许多心理（精神）分析师大都过于“实证”，“专业”得只靠那些数据说话，缺乏形上思考、建立宏观与微观联系的能力。这很难避免闹出笑话。比如，不了解人的存在，不知道人的心理反应的根源还有人的存在困境，那么发现有某个女子严重爱慕一个年龄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她有“恋父情结”。弗洛伊德时代闹这样的笑话或许可以原谅，但莱恩时代过后，这一切应该结束了。莱恩在分析后发现，有的女子（也包括男人）之所以这样，并不一定是她有“恋父情结”，而是发源于她的“存在性不安”，她对某个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的爱慕依恋，实在于投身于“另一种存在”以获得安全感的结果。而这是由她个人的具体情境决定，而非某种已发现的心理逻辑（更不用说是文化逻辑！）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