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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更新时间:2010-09-13 09:37:30
作者: 朱厚泽  

  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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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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