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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宏: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0-09-09 10:05:14
作者: 郭德宏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2005年我在《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了十五个问题,即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关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关于“三次反共高潮”,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上,大家可能看过,所以这些问题我今天不讲了,想另外讲几个问题。

  

  一、应首先把基本事实研究清楚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即使已成定论的很多问题,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例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口信,在国内已经成为定论,但在国外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苏联学者根本否认这个口信的真实性。如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他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1]

  又例如,王明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说王稼祥传达的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王明传记说:“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2]。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那个口信是“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的。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一位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见到他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3]

  既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就应该尽快把它研究清楚,弄清楚这个口信到底是谁讲的,是怎么讲的。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都应该进一步把事实研究清楚。只有把基本事实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史实研究清楚了,才有说服力。

  

  二、应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

  

  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这个重大的史实,至今存在不同的说法。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动全国的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调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认为,不仅应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调查清楚,还应该进一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包括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靖国神社”,即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日本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放在“靖国神社”里,美国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刻在墙上,让后代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全部将士名单调查清楚,陈列在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里?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

  在这方面,杨长岳主编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就做得很好。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跑了很多档案馆,终于把金萧地区所有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名单搞清楚了,附在了全书的后面。这不仅是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子孙后代的交代,对历史的交代。我认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的人士,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军队,都是为中华民族牺牲的,都应该得到肯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三、应加强对台、港、澳和沦陷区抗战史的研究

  

  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中,应该有反映这些地区的内容。例如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对这些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当时这些地区群众的生活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怎样在那里开展工作的?那里的广大群众是如何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在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总使人感到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台湾,被日本占领50年,台湾人民也与之英勇斗争了50年,在抗日战争史中不充分地加以反映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方面强调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却不反映这些地区的斗争,这就显得很矛盾,对于加强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也不利。我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对于大陆的广大的沦陷区,相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研究来讲,我觉得研究得也不够,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四、应该重视中间势力在抗战中的作用

  

  由于大陆和台湾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基本上是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角度写的,所以主要是记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对于其他党派团体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战事迹,就写得很少。事实上,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在很多时候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共产党则在用主要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当时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其他的党派团体,即广大的中间势力和爱国人士。在东北,当时抗战的主要力量除原东北军官兵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外,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社会力量,如名目繁多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民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等。即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宋庆龄等广大民主人士、爱国人士,也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胡绳在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曾说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作用很重要”[4],应该给予重视,不能只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极。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的作用同样很重要。不写他们的抗战,就反映不出全民族抗战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应该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研究,充分肯定他们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五、应加强对普通群众、战士在抗战中英勇事迹的研究

  

  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出现的往往都是高层、上层的人物,即大人物,使人感到好像就是那些大人物,即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领导人在起作用。事实上,在斗争中冲在第一线的都是那些基层官兵、普通党员和群众,流血牺牲最多的也是他们。他们的英勇事迹,有很多是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千秋的。没有他们的英勇抗战和流血牺牲,任何大人物都会无所作为。可是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有他们的事迹,我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

  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著作写作的时候,曾说要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和基层干部、普通党员的关系,不能只写中国共产党和高级领导人,要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他甚至把这个问题提到有没有宗派观念的高度,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5]。写党史都要多写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写抗日战争史就更应该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只有这样,抗日战争史著作才会变成立体的、丰富多彩的、生动感人的。

  

  六、应加强抗战时期思想文化教育的研究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外交,也研究得比较多。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相对于上述这些方面来说,研究得就不够充分,成果也相对少些。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进步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例如西南联大,在那么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竟培养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及其他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仅自然科学方面,在联大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80人,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12人,2人获得诺贝尔奖,7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那么多的人才来呢?所以,他们办学的很多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在思想文化方面,成就同样非凡。可是,现在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七、希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编写抗日战争史

  

  过去的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大陆的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脱胎而来,台湾的也完全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写的。因此,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连基本史实也说得不一样,甚至互相贬低,不仅很难令人信服,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肯定。我认为,抗日战争决不是一个党、一个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除了汉奸之外各个党派、团体、军队共同进行的全民族的战争。因此,写抗日战争史,就不能仅仅站在一个党的角度,而应该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去,从全民族的角度来写。角度转换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会不一样。现在中日两国的学者已经坐到一起编写近现代史,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学者为什么能像中日学者一样,都跳出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一起编写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真实的抗日战争史呢?我希望这种做法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对于加强海峡两岸的交流、祖国的统一很有好处,对于在国际上改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象,也是很有好处的。

  

  八、应重视国外及台湾资料的搜集和交流

  

  历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史料不全面、不充分,就很难研究清楚。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大陆的资料及翻译过来的国外资料。但各级档案馆限制很严,有很多资料根本看不到。翻译出版的国外资料,也很有限,根本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就应该去大量搜集国外及台湾的资料,以弥补大陆资料的不足。我到过俄罗斯、日本、台湾,发现那里的档案资料都是很开放的。俄罗斯的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日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台湾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等,都存有大量的抗日战争史档案资料,可以随便去查阅。日本的很多档案,还可以在网上查阅、下载,非常方便。我的朋友――日本横滨大学的村田忠禧教授,就曾经拷给我一大批日本特务机关当年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其中有很多是中国人民反日活动的情报,他就是在日本档案馆的网站上下载的。台湾有一个“好书下载”网站,里边也有大量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图书资料,可以随便下载。在搜集国外及台湾的档案资料方面,我们应该向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学习。他花巨资从国外及台湾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冷战史、中苏关系史、朝鲜战争史等方面的研究。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做,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肯定能向前推进一大步。

  

  九、应重视民间的研究力量

  

  现在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是学者或专门研究机关坐在书斋、办公室里进行的,依据的主要是文字材料。对于其他方面的资料,如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述史料、遗址遗迹等等,往往重视不够,或因为条件限制,搜集的很少。有很多民间的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在这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樊建川在四川大邑建的建川博物馆,仅抗战文物馆就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众志成城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证馆、汉奸丑态馆、不屈战俘馆等10个馆,其中有7个已经开放,藏有抗战文物几万件,是全国藏有抗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又如大庆公安局的一级警督孙国田,在他女儿孙颖的协助下,用了5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采访了抗日老战士、劳工、“慰安妇”、日本老兵等二百余人,拍摄了抗战遗址、遗迹、遗物等上千处,用采访记录、当时人口述和照片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了《大地作证1931—1945-----摄影师孙国田调查手记》[7]这部书,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弥补了以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很多不足。中国管理科学院编辑出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一直热心于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多次到黑龙江考察抗联遗迹遗址,发掘出了很多抗联文物,并帮助建立了鹤北林场的赵尚志广场和碑林,掌握了大量专业学者没有掌握的实物资料。北京的訾贵江,也自己建立了佟麟阁纪念馆和抗战名将纪念馆。可以说,民间研究队伍已经逐步崛起,专业的学者应该重视他们的力量,并争取与他们合作。这样,就会互相补充有无,互相推进,出更多的成果。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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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 3 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2]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3]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4]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5页。

  [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9546.htm)。

  [7] 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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