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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佟柔先生和中国法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0-09-07 12:18:06
作者: 周大伟 (进入专栏)  

  您有意见没有”?常老师眼睛一亮,马上干干脆脆地回答说:“这事儿你还犹豫什么!不管人家是有意还是无意,多了就还给人家呗!

  1988年初,我和佟柔老师一起去大连参加由中国法学会和辽宁省共同主办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法人地位研讨会”。记得是中国民法经济法学会主办的,王保树老师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专门邀请了几位辽宁省重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前来座谈。当时佟柔老师是这个研讨会的主角,会议期间很繁忙。有人提出,佟柔老师不一定从头到尾都参加这个和地方企业家的座谈会,中途可以退场去开另一个会。可是佟柔老师坚决反对这个做法。记得他当时很认真地说:“这样做不合适。人家企业家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座谈,是对我们邀请的承诺。用我们民法的话说,这是个双务的民事行为,我们要讲究平等和诚信。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佟老师家里人口多,是名副其实的三代同堂。家里太拥挤了。每次去佟老师家里,都看到常风老师只能坐在床上,连再多个放凳子的地方都没有。可是,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佟老师家里,无论家里当时如何忙乱,佟老师夫妇都毫无怨言。我几乎从来没有听佟老师在我们面前抱怨过房子拥挤的事情。我们这些学生实在看不过去,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向校方反映佟老师家的住房问题。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遇到佟老师的女儿,我问起她家里的住房的事情,她说,父亲最近已经给校方写了信,但还没有得到答复,大家还在等消息。

  有一年暑假我在外地,母亲托办公室的一个老同事顺路去给佟老师送一份学术资料。母亲的这位老同事已年过半百,自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门,他对此行积极主动且充满好奇。当他亲眼目睹了佟老师家里住房拥挤状态后,事后非常认真地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一个大学名教授家里怎么会是这样啊?你儿子将来毕业了,我看最好还是别当老师了,还是到国家机关当干部好!” 话说得充满诚意,好像生怕我将来误入歧途似的。

  穿一身中式布衣,戴一顶前进式鸭舌帽,抽一种深色的焦油卷烟,是佟柔老师给大家留下的典型特征。(张新宝插话:天坛的雪茄2毛6一盒。)他有一次从深圳回到北京,给我们讲了一段趣闻:在深圳期间,人大校友徐建等热情招待佟老师一行,给他们夫妇安排在一家豪华酒店下榻。但在酒店的门口,门卫看他衣着朴素,居然不准许他进去。他对门卫说:“前边已经进去的那个女同志,是我的爱人。我们是两口子。你连她都让进去了,怎么能不让我进去呢?”佟老师一边说着,一边爽朗地大笑起来,一点抱怨的情绪也没有。坐在旁边的常风老师也笑着说:“就是,连我都顺顺当当地进去了,偏不让佟柔进去。岂有此理!”

  我83年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佟老师是副教授,还不是教授,有时候到外面去讲课,人家把“副”字常常省略了,他还很认真的更正人家说,我是副教授,不是教授。(张新宝插话:当时的教授比较少。教授都是文革前评的。王家福当时是副研究员)。记得当时在民法教研室工作的一个女生余慕华就多次对佟老师说,您别太认真了,何必每次都更正呢?

  以上的点点滴滴的事情都让我记忆犹新。我有个小小的感悟,就是在佟柔老师离开我们20年以后的今天,或者说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把10元钱当钱的今天;在许许多多的头衔开始变得越来越廉价的今天;在人们越来越忙碌一件事没有办完就去办另一件事的今天;或者是人身居高位以后和张三握手的时候眼睛已经看着李四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脚步,比如回顾和怀念一下我们的长者佟柔先生,来缅怀他的学问和人生,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我的一点感悟,和大家分享。

  下面,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归纳能力,我把佟柔老师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归纳一下,姚教授和张新宝教授和我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致。我觉得,佟柔老师在民法学研究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总结为:两个重要学术观点,一项重要立法工作。两个重要学术观点,一个是点击商品经济:触摸民法跳动的脉搏。第二个是领衔与经济法之间的精彩论战。一项重要立法工作是参加《民法通则》的立法工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佟柔老师第一个提出来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提到民法的调整对象,就会说,它是在调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或者人身非财产关系。但是这种说法不能满足一种特定的质的要求,所以佟先生从他自己的思考和阅历中提出一些结论。这对今天是有特殊意义的。前苏联有个著名的民法学家叫坚金.布拉都西,我们当初在图书馆里都借阅过这个人的民法教程。佟老师的学术观点应当说深受这个人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佟老师是“中国的坚金.布拉都西”。

  今天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在我们读民法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教民法调整对象这一章?因为在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台湾、香港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花很多时间,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个必要?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问题。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佟先生当年在苦苦思索民法调整对象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今天这么开放,社会环境还没有这么宽松。到底什么是民法,民法是做什么用的?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非常陌生。所以我们说,民法的本质是私法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因为革命导师列宁斩钉截铁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不承认私法。我理解,佟柔先生其实还是倾向于民法是私法的概念的,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实在无法正面提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学界不断的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佟柔先生也在思考,而且想法逐渐成熟和完善。在我们国家体制改革的初期,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和坚持这种观点是需要一些学术勇气的。

  今天当我们看佟老师的著作、论文和观点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的用挑剔的目光找到当初一些观点的局限性,但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放到30年前,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应该是属于先知先觉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从佟老师的教科书上看到,佟老师发现并且提出了极为科学的命题,民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商品服务的,也必然受到特定历史商品经济的制约。我们民法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原因在于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也就没有高度发展的民法。

  不经过发达的商品经济,任何国家都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这已经是被历史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明的,这是社会进化不能跨越的阶梯。我很欣赏这样一句话,这是佟柔先生和方流芳老师合写的一篇论文里的一句话,“如果刑法作为一柄锋利的手术刀来社会的毒瘤,那么民法则可以作为固本培元的良药,来使社会保持平衡,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佟柔先生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观点,我们至今受益。

  第二点,是佟老师与经济法之间的精彩论战。我赞同佟柔老师的观点,对经济法的概念持否定态度。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国家既没有民法也没有商法,经济关系主要是由党和政府的“政策”来调整的。当经济体制改革发出“依法治国”的呼声之后,一个极为现实的需要随即浮上台面:原来的经济政策需要向法律条文演化;原来的经济政策研究者们需要向法律学靠拢。在民法和民法学尚未获得充分复兴的情况下,经济法便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一块诱人的“奶酪”。涌入经济法研究队伍的人群中,有大量的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政策研究人员、部分原来的民商法教研人员和从事其他政教人文学科的人员。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研究经济法的书刊和学习经济法人数在中国几乎以几何级数在递增,成为世界法律史上的一个法学泡沫般的奇观。在当年出版的法律刊物中,有大量的经济法的论文,大家似乎发现了一块法学的“新大陆”,研究者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鹜。

  在经济法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一位经济法教授曾充满激情地写道,近年来经济法异军突起,风靡全国。经济法的主要靠计划和合同两个功能。如果说合同是匹骏马,计划就是骑手。今天,它们正在祖国的大地上两翼齐飞,纵横驰骋。记得我的同学黄京平曾开玩笑说,这段话听上去,有点象某场世界杯比赛的解说词。

  佟柔教授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经济法”本身是一个极易引起误解的概念。许多人将经济法理解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法律汇编,这不是科学体系,而是诸法合一”。如果经济法的内容仅包括经济行政法的内容,那么它也不过是行政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经济法者,即不是经济,也不是法。

  经济法后来走过的坎坷道路,基本证明了佟柔先生的远见。经济法最初安身立命的“纵横统一”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步伐,日渐捉襟见肘。人们最后发现,这类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的关系,正是我们需要加以深刻改革的社会关系中最不稳定和最没有发展前途的部分。其次,表现在经济法的基本要素和体系方面,经济法理论往往把民法总论和行政法总论中已经固定的概念、原理、制度、手段等,引申出诸如“经济法人”、“经济合同”、“经济债”、“经济法律关系”、“经济诉讼” 等等移花接木式的概念。佟柔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映在法律教学活动中,民法学(包括行政法学中)讲授过的一些基本内容,经济法学则可能再重新叙述一遍,这已经不是课程之间的交叉了,而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这一点,恐怕也是经济法研究者们羞于承认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后来《民法通则》颁布了,给经济法带来一些困境,因为它明确规定了平等主题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2000年前后,最高法院宣布取消经济庭,在法院系统只设民事、刑事、行政三个庭。民事审判制度的方式必须和国际接轨,国际的通行做法没有经济庭。过去经济庭的职能应当由民商法院和民商法庭承担。这样的做法很明显对经济法是雪上加霜。后来的日子里,经济法研究者们在有限的汉语言文库中,几乎翻遍了可能用来修饰经济法的所有词汇。在动词方面,比如“干预”、“协调”、“振兴”、“调节”、“指导”、“调整”;在形容词方面,比如“社会公共的”、“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宏观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具有全局性的”、“补充性的”、等等。遗憾的是,为数众多的经济法研究者们多年的刻苦研究并无多少创新。人们的印象中,经济法勉强离开了民法的樊篱,又处处陷入了行政法的窠臼。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经济法似乎还是一个不说倒还明白越说反倒越有点糊涂的概念。每每看到有些名曰“某某民商经济法学院”的招牌,多多少少有点让人犯晕(听众笑)。

  《南方周末》的编辑告诉我,他夫人也学过法律,但她这几十年里从来也搞不清楚经济法是什么法?看过我的文章之后,她好像明白了一些。文章发表后,也遇到一些经济法学者和研究生的反驳,不同意我对经济法所持的批判态度。不过,我的确也遇到一些早年经济法专业毕业的朋友,他们反而比我还要激烈地批判自己当初学过的这个专业。有几位正在报考或在读的经济法研究生也告诉我,他们并不认可经济法,但读经济法专业只是为了拿个学位。后来有几个网友给我写电子邮件说,他们是学经济法的,但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决定改行了。如果真是如此,真应该对经济法表示一点儿歉意。(张新宝插话:这20年里,经济法的老师很多都改行去做商法了。)

  我在百度和Google上收了一下“经济法”和“economic law”,搜出来的词都是在讲我们中国大陆的经济法。今天,我们大致可以相信,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法教研领域的从业人员主要都聚集在中国大陆。其中不乏执著而刻苦之士。他们中间有人断言,中国的经济法研究极有可能是中国法律界未来对世界法学最具贡献的部分。这种可能性或许不应排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前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后,中国经济法这个概念以及学科,就已经基本上和所谓“世界法学”脱轨了。

  有人会争辩说,经济法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个创新。外国人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有。其实,创新这个词,只是从现代科技主义中引申出来的原旨性概念。如果非要把经济法引进到一向以保守稳健而引人信赖的法律科学中,我们还是要追问:这一切是出自于法律学科体系本身原创的真实需求?还是人为雕凿的学术摆设?

  后来,佟柔先生一直主张将经济法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待的观点,是合乎情理的。我理解佟老师的本意和潜台词,是希望将这个问题留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中。讨论清楚后再付诸实践。真理本应越辩越明。无论任何一种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都值得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研究和探讨。不过,在我们中国,学术争辩的胜负也往往会触动某一方的“奶酪”。因此,为了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即便是彼此言不由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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