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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佟柔先生和中国法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0-09-07 12:18:06
作者: 周大伟 (进入专栏)  

  应该去找找他啊!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在劝告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人来做点儿什么自己的私事儿。比如去做点捞捞人或者捞捞货的生意(听众笑)。不过,说句老实话,尽管我们当初在校园里关系很好,但自从我们二人在西政毕业后到现在的30年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有时在想,如果偶然在同学聚会上遇到,大家可以互致问候。作为老同学,如果你喜欢这个人,就千万不要去害人家。无论如何,尽量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说到1983年春天,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报考了佟柔老师的研究生。佟老师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当年在全国招6个研究生,所有权研究方向招2名,合同研究方向招2名,外国民商法和婚姻法各招1名。

  我记得,当年的民法考试题中有一道“怪题”。这道题是:“保险合同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吗?”不仔细分析,乍一看到这个题目,人们通常会不暇思索地做出肯定的回答。

  在分秒必争的考场上,我几乎下意识地用逆向思维做出判断,这道题如此出法,可能暗藏玄机。因为,表面上看,保险合同很符合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全部外在形式。但事实上,保险合同在签订时,合同本身已经生效。尽管意外事件是合同约定的重要部分,但并不是合同的本身或全部。意外事故的发生与否,只能决定合同中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否需要开始履行而已,并不决定合同法律行为的起点,而可能是终点。在保险合同签订之日起,投保人就要依照约定支付保险费用,而被保险人业则应当审慎地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果意外事故在约定的期间内没有发生,合同则如期终止。如果意外事故在约定的期间内发生,保险人则应依法赔偿。假如我们用现代流行的人寿保险合同为例,其中所附的条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它的理财升值功能。

  对于这道题目,事后发现,在人大本校读书的同学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这道题目佟柔老师在给人大本科生教课的时候讲过的。而我们外校的学生只能凭感觉和道理去推测。看来,我们平时上课时仔细听讲和做笔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听众笑)。真正的标准答案,按照佟老师的解释,除了我上面讲的理由外,还在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中所附的条件一定是当事人自己约定的,而保险合同里的条件不是当事人约定的,而是法律规定的。看来,当时我打了一个惊险的擦边球,至少我的回答是No,这道题是20分的题,我至少得15分了。

  记得当时在西南政法考人民大学民法专业的就有7个人,其中有我和郭锋在内。在考试结束后,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这道“怪题”。我的答案和其他6人都不一样,并立即遭到了这几位考生同学的齐声质疑。争论中,大家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就连当时在场监考的民法授课教师也对此未置可否。孰是孰非,只有看最后考卷结果了。这是一道占20分的题目,一念之差,可能决定成败,因此我们对它异常在乎。记得当时西政民法教研室的邓大榜老师刚好经过,他对我们大家说,你们先不要争了,过几天人民大学的佟柔老师要到西政给一个讲习班上课,到时候就知道答案了。

  等了1个多月,考试后的一个多月后,出题的人 —— 佟柔教授真的来了。他是来西南政法学院参加全国民法教师培训项目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期待着能有机会当面问询佟老师这道题目的答案。作为一个普通的考生,等待考试结果的心情常常是焦灼不安的。

  1983年春天,在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举办了全国民法师资培训班。正是在这个培训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法教师们,充分领略了佟柔老师那出色的授课技巧、严谨的逻辑推论和深厚扎实的民法学功底。我当时是西政大四毕业班的学生,有幸旁听和目睹了佟老师这一幕幕场景。在新中国民法教学的历史上,正是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培训班将佟柔老师隆重地推向前台,使他成为中国民法学界的一个灵魂性的人物。这个培训班的主要策划人是西政著名民法教授金平先生。事后,不少同事回顾说,金平先生的这次成功策划对民法学界今后不断走向团结兴旺可谓功不可没。(张新宝插话:我也经常讲起佟老师在那个讲习班上对我的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位于重庆歌乐山下,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是相对比较闭塞的,一出门抬头就看到大山,一低头走路便是坡。平时很少有名师高人来光顾。大学在那里四年,假如你没有恋爱可谈的话,大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看书(听众笑)。所以,那里毕业的学生在专业上出了不少精兵强将。即使是今天,来一个大师办讲座,同学们还是热情不减。比如新宝教授去演讲,估计礼堂的窗户上都会站着人(听众笑)。

  有一天,佟柔老师讲课结束后,金平教授专门把我介绍给佟老师。在佟老师住的那间学校招待所陈设简洁的房间里,我和佟老师开始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

  记得佟老师当时兴致很高,精神状态极好。佟老师谈到他年轻时的经历、文革岁月以及他的学术观点等。谈话中间,我忐忑不安地问起那道考试题的事。佟老师看着我,双目深邃,笑而不答。他让我先说出自己的答案。我讲完后,佟老师笑着告诉我:“你是对的”。大家可能会体会到,一个经历了艰苦复习考试后的考生听到这句话时的那一霎那的感觉。佟先生说这道题目是他当年在朝阳大学读书时从日本的一本法律趣味题集里看来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

  在和佟柔教授见面之前,我曾仔细读过佟先生撰写的教科书和论文。佟先生的著述并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简明透析、惜墨如金、笔力不凡。从第一次和佟先生见面起,我就发现,他是个思路清晰并极善言谈的教授,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个言谈胜过其文章的教授。这样的人,天生就应当属于大学讲坛。

  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复试通知书来了。我需要去北京参加复试。在我准备启程的前两天的一个傍晚,一个同学在学生宿舍的楼道尽头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周大伟,你的电报,北京来的电报”!

  是佟柔老师发给我的电报。电文简洁清晰:“本周六复试,速来京。勿误。佟柔。”在今天用一条手机短信就可以瞬间完成的通信联络,在当时最快的就是隔天可以收悉的电报了。对佟老师这样一个大学普通教授来说,这是要花费自己的时间和费用去邮电局排队才能完成的事情。不难想象,佟柔老师为了一个研究生的录取,是何等用心!看着手里的电报,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我为什么要去复试呢?说起来很难为情,尽管我专业科目成绩不错,但我的政治科目成绩不理想。对于人民大学来说,这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赶到北京来复试一下政治科目。复试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复试结束后,我专门去佟老师在人大静园的家里去拜访了一次。记得佟老师坐在家里一张漆黑发亮的书桌前,头发花白,一边喝着浓茶,一边侃侃而谈。我当时觉得,有张著名的黑白照片中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佟先生的神态有点儿相似。

  还有,就是这次复试结束后,我在返回重庆的卧铺车厢里,恰好和陈凯歌等电影人士相遇。因为陈凯歌在火车上对我说了一句对中国法制的刻薄评论,25年后我写了一篇随笔文章发表在《法学家茶座》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83年7月份我拿到正式的通知书后发现,为我设定的专业是所有权研究方向。我当时感到这个研究方向有点障碍。我们这一代人和今天的同学们如果有些不同的话,大概是上学前有一些工作经验或者生活经验,对很多事情喜欢做出一些选择。来到北京之后,我当面向佟老师提出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佟老师是否可以改变研究方向。佟老师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让我说说理由。我当时讲:“所有权的事情现在不容易研究,因为所有权和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现在房屋、土地都是一个“老板”,都姓共产党,没有进入流通环节。只有当财产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在平等条件下可以流通交换的情况下,才更具有民法研究的意义”。我后来也和王利明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当时花了很大气力来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问题,可能会事倍功半。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法学家去解决的问题,法学是相对稳定相对滞后的。经济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再轮到法学家去做。可能是我的话说到佟老师心坎上了,他一听我的话就笑了。他说,告诉你实话吧!把专业研究方向细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多招几个研究生。如果只写招民法,上面只让我们招2名,现在我们所有权方向招两名,合同方向招两名,外国民商法和婚姻法各招一名,这样就是六名。现在民法很缺人才,多招1个算1个。至于你们来了之后想学什么,你们自己决定。

  这样我实际上进了人大读研究生以后,并没有去研究所有权制度。大约在第二年就开始很专注地研究一个新兴的合同形式叫“技术合同”。当时中国开始搞科技体制改革,技术合同是个新鲜事物。记得我为了研究这个课题,当时在国家科委的大楼里工作调研了1年半的时间,不要一分钱工资,象公务员一样上下班,其间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起草。现在感觉,当时读一个硕士和现在读博士付出的辛苦几乎差不多,礼拜天叫礼拜七,学外语、学资本论,写论文、实际调查。花的工夫、时间很多。上次人大校友会聚会上任继圣老师说,他当年研究海商法时,为了写硕士论文,曾跑到上海港的码头蹲点两年。今天这种现象恐怕不会出现了。这样的蹲点机会也很少了。时代在变化,过去的一套到现在也不一定合适。但这种学习的精神状态仍然值得坚持和总结。

  今天很多人会有一种感叹,从大学扩招以后,研究生数目惊人,但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导师会像佟先生这样为了多招一个学生而费这么多脑筋、花这么多的精力了。今天在校园里,导师和学生交臂而过、形同路人的情景已经并不奇怪。我们大学里招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很多官员和企业家在读在职研究生,并且还有很多国家的高级官员官也在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生。如此复杂混乱的招生结构,如何能保证教学质量呢?我自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在欧洲一个机场和国内的驻外机构迎接一个国内的部级干部。在机场等候的是国内的博士生,他说一会儿到的高官是自己的博导,在国内见不到,他正好在国外休假,趁此机会可以在海外见一下。这类情况令人深感困惑。由此,我想到,佟柔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而且是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教育家。这可能是今天我们有些教师或者导师和佟柔先生那一代人很大的区别,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教师职业精神的遗失。这是很令人感到悲哀的。

  我自己从1983年到1986年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到89年期间在人民大学所属的法学研究所任职,当时的所长是王益英老师,韩大元教授当时和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同事。在人大工作和学习这段时间里,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在佟老师身边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编写教材,在企业当法律顾问、出去讲课等等。在那个年代,教授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在近2年的时间里,担任过佟柔老师和王保树老师之间的特别信使。保树老师当时是中国民法经济法学会的秘书长。我住在木樨地、王保树老师住在工会大楼附近,距离很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为佟老师送一次信。由于这些工作上的方便,我有可能近距离的观察到佟老师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我可以用自己的经历谈一些真实的故事。

  佟柔先生是个典型的淡泊名利的布衣教授。我、新宝老师、姚辉老师当年都去过他家很多次。是人大静院的一栋宿舍楼的4楼,住在关怀老师和龙翼飞老师的楼上。他家里是三房的格局,没有厅。他的书房同时兼卧室。桌子上全是书籍和报刊资料。有时候学生去了之后,连再放一个凳子都没有。常老师经常坐在床上。我们坐在他对面,再来两个学生都要站着。(张新宝插话:如果居住条件的话,佟老师在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算很差的。)

  当然,王保树老师的条件应当艰苦一些。佟老师的主要困难是他是几个孩子和他在一起住,三代同堂,佟强还没有结婚,但是佟柔老师的女儿和女婿在那里住,还有个外孙。所以显得特别拥挤。

  我先讲几个小故事。

  记得是在1985年秋天,佟老师让我和他一起去为一个政法干部培训班讲民法课程。记得本来是王利明去讲,他当时太忙,就把我顶上去。地点在北京南郊丰台党校的一个礼堂。佟老师讲总则部分,我讲分则部分。依照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讲课费不分教授还是讲师,一律是按五元钱一小时计算。办培训班的人觉得佟老师这么大名气的教授,应当适当照顾一下,就悄悄为佟老师多计算了两个小时的讲课费。当我把讲课费带给佟老师时,他还是发现多出了十元钱。他一边笑着一边告诉我:“人家多付给我十块钱。你明天去上课的时候替我还给人家。依照我们民法的规矩,这叫不当得利。那么,不当之部分应当立即返还”。佟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很觉得很有趣,真是把民法活学活用了。记得我当时还和坐在床边缝补衣服的常风老师开玩笑说:“佟老师非让我把这十块钱退回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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