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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0-09-04 13:16:35
作者: 徐桂权   任孟山  

  

  [内容提要]本文将市场化报刊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并将其置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利益分化的背景中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时评通过正当化的话语建构,使公众利益表达在局部范围成为可能;内含信任危机的公共事件是公众利益表达的焦点,权力—利益的逻辑与正当程序的逻辑交织在话语表达当中。目前的民意传输机制是不透明的,言论的作用是随机的,但其仍在象征层面具有话语抗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关键词]时评;利益表达;公民权;话语抗争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媒介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多重的变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的评论文体走向衰落,价值与观点多元化的时评空前繁荣。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肯定了时评在塑造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方面的意义。但是,媒介的言论事实上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时评作者自身对社会转型的理解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与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尚需细致的实证分析和理论阐释。

  同时,本文还需考虑的一个背景是当下社会转型与公众利益表达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带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至90年代后期,全民受益的政策方案几乎不复存在,改革进程已经演变到这样一个地步:每一种政策的出台都无法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一部分人得到的同时有一部分人失去。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中国社会步入社会分层、利益分化阶段。各个社会群体利益相对独立的局面,造成改革进程的更加艰巨与相对缓慢。这种现实压力反映在大众传媒之上,即各个利益阶层对大众传播资源进行争夺,期待通过媒介的议程建构,得到自身利益群体的呼应,对其他利益群体的支配,以及对公权力部门的游说。换言之,传媒上的议题和意见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传播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超越业务分析层次,一方面通过时评作者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的变迁,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下反观言论表达的社会意义。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在理论层面将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在经验层面,我们对若干时评作者进行访谈,并结合报刊上的一些言论文本进行分析,再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阐释他们的“实践逻辑”。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试图展现出媒介表达与社会语境之间的逻辑勾连。

  

  一、从宣传到利益表达:当前“时评热”的社会功能

  

  通常来说,时评是通过对新近发生的新闻的信息来传达见解、思想以影响他人的一种新闻评论样式。然而,时评不仅是一种传媒的文体,它还扮演了承载舆论的角色。展江认为,“舆论监督”有三种主要形式:海量的日常报道、调查性报道与新闻评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报道的尺度松紧不定,新闻评论却呈现持续发展之势,甚至一度有“新闻萧条下的时评繁荣”之说:在政治性批评受到限制的环境中,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和其他市场取向媒体利用时评开展另一种舆论监督,形成了较大气候,主要批评对象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垄断行业的行为等。

  如果将眼光放宽到整个近代报业史,按照秋风的看法,中国曾有三次“时评热”:第一次“时评热”是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并且一直持续到整个晚清时期。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观察》的评论为代表。从1998年开始,中国兴起了第三次“时评热”,《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是其中较早开辟时评专栏专版,且长期坚持并发挥了较大影响的媒体。到2003年,所谓“新民权运动年”,时评作为一种公众表达的评论样式,已经基本成型。

  这三次“时评热”都发生于社会大变动时代,“社会问题丛生,具有不同理念、价值的知识分子通过时评这样一种观念速食品,将自己所认同的理念、价值及据此形成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传达给公众,在公共空间进行竞争”。三者的差别主要也在于其所要回应的时代问题的不同。何雪峰认为,这一次“时评热”可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阶层分化明显、利益博弈加剧的时代,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以权贵资本为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日渐形成,“改革正在过大关”。

  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过去传统党报上一元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社论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和表达愿望。相反,市场化媒体上风格与观点多元化的新闻时评在解读新闻、针砭时弊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而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就评论的功能属性而言,这种变化的实质在于从“宣传”到“利益表达”的功能转换。

  所谓“宣传”,按照传播研究先驱、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它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国家对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实现全面垄断。⑩在这种社会体制中,媒体成了国家的宣传机器,评论的主要功能是向群众灌输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1978年启动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来,媒体与评论的宣传功能依然存在,但其权力性质已“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而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迭”,“在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前提下,从生产主体多元化到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媒介化过程,是寻找一个社会意识多元互动的传播网络,而不是一个单一性的权力关系或者是线性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利益表达”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利益表达”是传播的“社会协调”功能的具体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益表达”(个人和团体向政治决策者提出要求的过程)和利益综合(将要求转变成一般政策选择的过程)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对应物。典型的利益表达是在传媒和一系列多少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中获得最有效的沟通,利益综合则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而在中国,如何实现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三位一体”的权力组织网络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尤其是2004年以来,媒体上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而发生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媒体在这场争论及许多公共事件中扮演的公共话语平台的角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里的“公共”,指其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公开性,但尚不构成政治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将传媒与其他利益表达方式一同进行了分析,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利用大众传媒(报纸、期刊、电台和电视等)进行利益表达是一种“有组织、无结构”的表达模式:说它“有组织”,是因为官方把大众传媒视为“党的喉舌”和政府的“传声筒”,把它当作对公众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为实现这一功能而对大众传媒实行极为严格的监控;说它“无结构”,是因为媒体反映的对官方形成某种压力的要求,在政治系统内其实并没有正式的机构来接纳和采行,它们还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大众自由表达意愿和要求的有效途径。这样的分析层次分明,然而,它没有充分考虑传媒系统本身的分化(如市场化媒体的兴起),也忽略了传媒特殊的传播属性。

  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看来,传媒的一个特质就在于象征意义的生产。汤普森的传播理论吸收了奥斯汀的语用学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的观点,认为传媒的功能不仅是传递信息,其话语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并具有象征性的权力;大众传播通过象征形式的生产与传输,以及传媒信息的构建、接收和占用,不断地进行着社会语境的象征性再生产。由此来看,言论表达既是在“说话”,也是在“做事情”,即“以言行事”,从而在无形中对社会运作,特别是公权力部门的运作施加了象征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传媒上的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时评是一种象征行动,这意味着传媒的言论未必能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然而,其在公开环境中建构的象征秩序,将对决策者形成舆论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试图考察几个具体问题:如果说从“意识形态之争”到“利益之争”是对当前媒介话语的经验观察,那么,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是否已经退出媒介平台?如果不是,它又以何种方式得以延续?利益表达的时评话语主要围绕哪些议题而展开?其话语表达的正当性(legitimate)何在?具体表现方式如何?对于利益表达与社会转型的关系,时评作者是如何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借鉴传播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在实证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所谓传播社会学,指的是关于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传媒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闻工作的组织网络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分析。新闻工作的组织分析的一种具体研究方式是将媒体传播者视为一个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诠释社群”或“话语社区”,考察专业群体如何将其工作理念投诸现实的“话语实践”。中国目前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足够复杂而内含爆发力,并且随着媒体的商业化,深度的新闻解读与观点竞争成为了一个市场卖点。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当前的时评已具备作为话语社区的研究价值。

  但是,目前的时评是属于一个有着基本共识的话语社区,还是呈现更加多元或碎片化的分布?从已有的观察和文献来看,当前国内报刊主要存在党报党刊(如《人民日报》等机关报)和市场化报刊(如《南方都市报》等都市报)两大类型(中间有不同程度的复合形式)。那么,前者更可能延续意识形态宣传的话语,比如每年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类获奖评论中,出自这些党报党刊的评论占较大比重,并以反映官方既定的主旋律为重点。而后者,在制度和业务层面具有相对较多自主发挥的空间和动力,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公众的利益表达。因此,市场化报刊的时评及其撰稿人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

  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我们在2008年陆续对20来位经常在市场化报刊上发表时评的作者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对言论表达及当下社会转型的看法。“进入田野”有赖于我们的“线人”及其提供的人脉关系,包括报告人“滚雪球”式的引荐。同时,我们会在访谈前检索受访者的文章,主要考虑高水平和较有影响力的作者,并兼顾不同职业身份(媒体编辑、评论员、教师、律师、自由撰稿人)和不同学科背景(经济学、法学、文史、艺术等)。基本的访谈问题包括他们有何写作动机;如何理解时评的作用和社会意义;如何判断言论表达的自由程度与把关过程;如何看待舆论与权力及公众利益的关系,等等。

  深度访谈可以了解时评作者“怎么想”,文本分析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们“怎么写”。

  我们将2008年《南方周末》评论专叠中“一周高论”的上榜评论作为分析对象。这是一个该报邀请媒体同行操作的栏目,他们萃取一周内国内报章评论及少量网络评论精华,并予以点评,试图让读者能在短时间内通览一周的精彩观点。我们还将与此操作方式相近的该报每年评选的“年度十大评论”涵盖在内,其宣称的评判标准是:“见识、反响、技巧”、“当说必说、言之有物、评审推荐”。这里反映的同行认可是我们以此为样本的主要理由。

  从“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看,这些上榜媒体与作者之所以能够相互认可,显然是因为他们具有相近的社会认知和价值立场。并且,这些上榜媒体也大多是市场化媒体,作者多是职业评论员、专栏作家和学者,即社会身份具有相近性。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些时评作者属于同一个“话语社区”。我们访谈的时评作者中有12位曾是“一周高论”的上榜作者,这些访谈中所得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提出和论证文本分析的假设。

  总体上,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传播社会学的话语分析的路径,即将上述评论和访谈材料都视为文本,并置于当下社会转型与媒介生产的语境中进行解读。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和议题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下文也将围绕这三个向度展开。

  

  三、时评作为利益表达的方式:实证资料的解读

  

  (一)时评文本的基本议题与正当性建构

  时评文体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复苏的,而在此前的80年代,知识分子表达言论的主要文体是报告文学和杂文。报告文学独特的文本架构是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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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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