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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地坤:哲学与自由——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更新时间:2010-08-28 21:33:13
作者: 谢地坤  

  在人身上既有与造物主相同的东西,也有相异的东西;人因为有自由,既可以向善也可以作恶。所以,我们不只要把人世间的恶视为与上帝相对立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发掘自由的本质。谢林在这里强调,人不同于自然中其它种类,只有在人的意志中存在着上帝的种子,只有在人这里还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启示和人本身涌现出的精神,使人自身不再从根据上停止在晦暗的原则那里。人的这种本质已经规定,人是与上帝相分离、并且是不完全依赖于全能意志的存在者,因而人还是可以进行自我决断的自由和自为的存在者。所以,人可以区分私意与全能意志,可以揭开黑暗与光明的分别,使晦暗变得澄明。正是在这里存在着自由,并且显示出自由的必要性。谢林在这里利用教父哲学的流溢说,不仅解释了上帝启示与人类自由的关系,而且还从伦理学意义上说明自由存在的重要性。其次,在谢林看来,自由是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行动是直接产生于人的理智性东西”, [10]同时因为一切存在者的理智本质都不会被任何先行的东西所规定,它本身作为概念的绝对统一性已经先于任何其它东西,以便个别行动可以存在它之内,所以,自由行动又必然是一种确定的行动。这样,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性就是一种内在的、来源于行动本身的必然性。进一步讲,由于理智本质是个人的自由行动,所以,一切个人行动都是自由的;又由于一切行动都是理智的,所以,一切行动又是必然的。谢林把自由的本质与人的理智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他使人们看到:没有绝对的自由,而只有加以规定的自由;自由与必然相互存在于对方之中,没有自由就没有必然,没有必然也无所谓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遵守必然。这样,谢林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自由与必然性相统一的问题,同时还使理论上的意志自由与现实的实践自由结合起来。后来的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自由学说非常推崇,说谢林的《自由论》这本书“是谢林最大的成绩,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11]

  在全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自由学说引起的争议最大。黑格尔充分肯定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维护人的尊严、高扬理性和自由的原则,并且自觉地把这种原则贯彻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黑格尔曾经激昂地说,“通过把自由理解为所谓的灵魂的本质和实体,对于哲学认识的绝对根据就得到奠定了。” [12]他所勾画的宏大的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精神得到自由发展和实现的体系,尤其是他的精神哲学更是以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为当然的主题。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原始的绝对创造”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作为奠基,黑格尔能够构造出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是不同于他的前辈的。其一、在黑格尔这里,自由决不是绝对的、超越时空的形式,而是与历史的和具体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黑格尔对历史性的重视是人所共知的,他把时间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并以此展开他的宏大的哲学体系;他把自由分为低级自由与高级自由,并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他的体系中得到实现。黑格尔“把哲学不仅仅作为一些抽象的概念的演绎,而是一个时间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强调‘真理’是一个‘全’‘过程’,进一步将‘时间’、‘历史’、‘发展’的观念引进哲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13]这样,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精神的自由演绎和发展只有在时间和历史之中显现或开显才具有意义。这显然比康德的空洞的形式自由的观点有了质的飞跃。其二,黑格尔对“无限”和“有限”的划分,对人们理解不同意义上的时间绵延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空泛地谈时间的无限绵延性虽然具有普遍性,但与每一个具体的存在却隔之甚远。于是,黑格尔在这方面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连绵的有限彰显着无限的意义。这种具有深刻辩证法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因此不再追问无限的绝对意义,而是在相对的有限中探询无限的意义。黑格尔对“无限”与“有限”的划分,更加突出了精神在有限的时间中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和把握,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在这个层面上当然就有了“有限”与“无限”之分。其三,由于黑格尔重视历史性和“有限”与“无限”的区分,所以,自由在他这里就不是“先验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有内容的。而且他还从法国大革命的现实中看到“绝对的自由”的负面效应,深深恐惧“绝对的自由”所带来的“绝对的恐怖”。于是,黑格尔力图达到的,就是为自由的实现寻找客观的基础和现实的条件,使现实的、有限的自由去显现绝对的、无限的自由,从而让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达到真正的统一。黑格尔的这种理想就体现在他关于“客观精神”的表述中,简单地讲,在他这里,家庭、市民社会,尤其是国家才能使个人的自由、利益和权利得到实现,国家最终成为君临尘世的“地上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自由学说更接近于晚年的费希特。

  这里既是黑格尔的伟大,也是黑格尔的渺小。他看到无限的、绝对的自由观的空洞和先验哲学的缺陷,试图用历史的、现实的自由来实现真正的自由,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伟大”。但是,他关于现实合理性的思想导致他的自由学说趋向于现实性和相对性,使他把实现自由的理想最终落到现存国家身上,因此,他最后成为普鲁士国家辩护人的“渺小”,当然就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启蒙运动精神鼓舞下,近代哲学家们在总体上都赞同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但他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阐述的重点也不一样。从康德的“先验建构的自由”到费希特的“原始的绝对创造”的自由;再从谢林的“理智的、有规定的自由”到黑格尔在寻找实现自由出路方面所遇到的“困境”,这段历史已经表明,自由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理论认识方面确实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它同时还表明,自由概念本身就具有多种内涵和意义,哲学家对自由及与之相关问题的讨论决不会因为某种定论或外在权威而停止下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自由是积极创造、奋发向上的自由,它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决不是那种随心所欲、消极无为的散漫。

  

  四

  

  自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也是哲学自觉地对人类的两次解放运动进行反思。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但社会中原已存在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却是越来越大,资本和人的本性中追逐物质利益的趋向使人再一次丧失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获得的自由;传统的形而上学受到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挑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回答新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旧的形而上学已经被颠覆,各种思想潮流不断涌动,层出不穷。在这种趋势下,如何认识和诠释自由问题确实使人感到很困惑,这正像当代哲学家勒维纳斯所说,自由在这时成为“困难的”事情。处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一方面积极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哲学的批判精神。在自由问题的认识方面,马克思不仅注重个体的自由,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条件,同时也看到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及其生产能力在自由的实现和保证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时明确地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14]很显然,马克思仍然坚持理性主义的立场,坚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个性自由”,前者是实现“自由个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最本质的东西,两者都不可偏颇。马克思的一大贡献,就是他把西方哲学传统的观念自由与社会现实进行对照,并用观念自由去批判社会现实。使观念自由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同样处在19世纪的尼采,在非理性主义的思维导引下,不仅要颠覆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而且也否定前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提出了“只要羊群,不要牧羊人”的口号。尼采的这种思想对于彰显个体自由当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当时社会矛盾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尼采的主张对于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全面宰制、恢复资产阶级早期追求的个性自由确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但是,尼采完全忽视了自由的另一面———人所具有的社会性,以个性来代替社会性,从而就有明显的顾此失彼的片面性,对整个人类社会就不具有积极建构的意义。

  对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在20世纪不仅得以持续,而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只到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才对现代性开始清算。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阿多诺与霍克海姆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他们在这部著作里不是人云亦云地高唱启蒙胜利的赞歌,而是对启蒙精神带来的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工业”予以辩证的反思。他们承认,启蒙所追求的一种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对人们反对愚昧、摆脱自然和宗教的统治、建立理性信仰、驱除神话、推动科学进步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但他们更加明确指出,启蒙的负面效应在今天远甚于正面意义。这是因为启蒙在使人树立自主、摆脱恐惧的同时,不只是使人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人,而且还引起人对人的统治,启蒙由于自身内在的逻辑而必然走向其反面,让“自由”变为“不自由”,为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还将成为人类走向崩溃的根源。

  海德格尔不像阿多诺和霍克海姆那样悲观,他承认作为积极、创造意义上的自由对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不仅认可经典哲学家对自由的解释,而且还进一步把自由与人类的本质存在结合在一起,把自由与真理直接结合在一起。在海德格尔看来,首先,自由的本质就是“让—存在”(Sein-lassen),即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自身而存在。[15] “让—存在”不是一种消极的放弃,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参与,“让—存在”就是使存在者从遮蔽状态(Verborgenheit)的整体中呈现出来,是对存在者的祛蔽,使它从被遮蔽的晦暗中进入“光明”(Lichtung)之中,让它被照亮,并因此而凸现出来。[16]其次,自由的显现不是在所谓主体或客体那里,而是在Dasein(此在)那里。人作为动物而存在,无所谓自由或不自由。只是作为此在,人才与自由发生联系。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总是关联到“此时此地”(da),即使这个“da”不单纯是经验中的什么东西,但也正是这个“da”才使人的自由在具体的时空中的呈现成为可能。由此来看,自由是自身性的存在,是自身从自身中开显出来,自由与存在物自身的显现是同一件事(Ereignis)。再次,由于“真理”是一种现成的东西,即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认识,又由于自由使存在物自身的呈现成为可能,即这种同一性存在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成为可能,那么,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陈述的真理,那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真理就无法呈现出来。于是,真理与自由就是统一、相通的,不再是两个分立的问题。离开自由,我们无法认识真理;没有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完整的真理。这样,哲学家常说的“爱真理”,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变为鼓励人们追求与维护人的自由。海德格尔是从存在哲学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认识,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他在本质上已经把人们对自由的认识带入了一个新境界。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由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理性主义和自由,仍然是我们在今天值得推崇的东西。人们不可能设想,政治上的民主体制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自由基础之上的,近现代历史发展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这点。马克思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看到全人类的解放乃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解放(liberate, befreien)的本真之意就是让人获得自由( libera,l frei)。相反,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就是反对以逻格斯和规范为核心的理论化、体系化思维模式,注重“不确定性、模糊、偶然的感性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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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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