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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科:经济“学”的喧舞与政治哲学的失语

更新时间:2010-08-15 14:46:57
作者: 李小科  

    

  内容提要:许多对公平与效率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对劳动成果的分配。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公平与效率不属同一个逻辑层次,不能简单地用表示同一逻辑范畴的“兼顾”或“优先”这些字眼来给它们进行排序。维护公平是政府的天职,对公平打折扣是政府的失责,超越公平之外谋发展有滑向越权的危险。

  关键词:公平 效率 政治哲学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的确,是他们及其思想在统治着这个世界。”2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一节发出的感慨。虽然凯氏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但他当初在发出这一感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中国会是个例外。

  今天,无论从媒体的报导和宣传看,还是从学术界的话语讨论看,主宰当今中国的只是经济学家及其他们的“思想”。不论是台上台下的政治大人物,还是学界内外的各路“诸候”和小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牵着鼻子走。这至少反映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讨论中:一是经济学界所使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对政治哲学史上早已有之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劫持”,二就是近年来许多人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旨的经济学(家)的蕃蓠。继笔者此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澄清3,这里就“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误导做一点思考和分析。

  

    一、现下流行的几种观点及其共同“逻辑”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在对待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已经穷尽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所有“组合”和关系。第一种组合:“公平”与“效率”完全是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二者如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第二种组合: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促进,它们之间是一种同一关系;第三种组合:“公平和效率在矛盾中统一”,并从这种“对立统一”中引出另外一个层次的三种关系:一、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4;二、公平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5;三、公平与效率并举,即“效率兼公平”6。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这三种不同的“关系”,先后以“指导思想”的形式体现在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文件当中。

  十四大报告曾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此前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十六大报告则表述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阐述到: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又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紧随中央的决定或报告之后,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于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论证和诠释,弘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主旋律”。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人们争论的许多(哲学)问题其实就是逻辑问题,只有在精确界定语言的基础上,才能把逻辑分析清楚,从而真正解决问题。人们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可曾对两个概念进行过认真的语义分析?仔细分析起来,以上对“公平”与“效率”的排序,均基于把二者与(物质)财富(劳动成果)的创造和分配相联系在一起的理解。所谓的“公平”均离不开对物质财富的分配(含初次分配、再分配、多次分配等)是否有利于或能促进社会的稳定,是否能确保社会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的增长和“发展”;所谓的“效率”均指的是,能否优化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否能创造最大数量的财富,是否能增加GDP或GNP,能否保持、促进或持续提高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如果我们同意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选择使用有限的生产资源以生产不同的货品,来满足几乎无穷尽的欲望,并将之分配给社会中不同的成员”的学问7,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此前许多人对“公平”与“效率”的理解,对二者关系的种种排列,均没有走出那些经济学(家)给人们划定的“地界”,均立足于以劳动成果为核心的“财富逻辑”。

  

    二、财富逻辑遭遇的“三律背反”

  

  从“财富分配逻辑”出发,让问题的讨论在经济学家主宰的话语系统打转,最终使对“公平”与“效率”陷入了“三律背反”之中。

  

   “正题”:效率优先论

  一般论点:中国之所以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过去几十里搞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生产效率特别低下,导致我们的蛋糕始终做不大,我们锅里可供分配的粥太少。今天,我们的人均收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再牺牲上二、三十年的公平代价,或许可以实现“赶上(超)英美”的宏愿。另外,“公正优先论”有悖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说法,易引起人们在对指导思想理解上的混乱。

  专家论证: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追求和提高效率是生产者的主要目标,不讲效率的竞争无异于自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公平只有“交换”的公平,也即交换“规则”意义上的公平和享有平等交换“机会”意义上的公平。第二、提高效率,创造财富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天职,公平的分配只能间接地体现于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当中。第三、借用西方学者的看法,认为要实现“分配”意义上的“公平”,从逻辑上讲就肯定得有一个分配者,“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可能有分配的公正(平)”。8然而,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均证明,让任何分配者(不管是任何个人或者什么组织)进行“公平”的分配,其结果是“不但要求取消个人的自由,而且要贯彻一套不容争议的价值,换言之,实行一种严密的极权统治”9;因此,公平的分配只是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

  

    “反题”:公平优先论

  一般论点:中国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区别于于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消灭剥削,提倡效率优先会在一定程度上姑息剥削。追寻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底蕴和重要价值向度。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义务教育等,过上上了“和谐”生活,而中国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被人讥为“欧洲的城市、非洲的农村”。这种不平衡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平的法治经济。

  专家论证:在当今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之所以不会引发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如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市场垄断等,主要归功于在它们那里已经建立起健全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法治体系,即归功于公平市场准入和公平交换机会,而中国却仍处于“进入‘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10。在过去几年里,作为真正“指导”我们思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陷入困境,问题不在于这些理论本身有什么错误,而在于我们这里还缺乏这些理论赖以发挥作用的公平环境。

  

    “合题”:效率与公平并重

  一般论点:任何看似对立的事物都有统一的一面,效率与公平也不会例外。为效率注入公平后,可以通过公平实现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双赢。“发展是硬道理”之发展,应是科学的发展,二者的并举才是科学的发展观。此外,兼蓄并收了“正题”与“反题”中的部分观点。

  专家论证:在微观上放开,尊重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和运行规律,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在宏观上进行调控,政府利用税收、信贷、投资、补贴等经济手段,多渠道地促进和保障分配的公平。通过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兼容并蓄了部分支持“正题”与“反题”的论证。

  

  由于笔者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有限,上面所列举的一般论证不够一般,引用的专家论证肯定不够“专”。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三种命题的论述都可谓有根有据。撇开政策导向和指导思想上的功利目的,从财富创造、积累、分配的角度考虑,人们很难对从理论上对它们做出取舍。当年黑格尔有幸用“合题”解决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但是,基于“财富逻辑”的“合题”既解决不了正反两题之间的二律背反,反而引出更为棘手的“三律背反”。

  

    三、走出迷宫的哲学扶梯

  

  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曾指出,概念与概念之间不仅有着语义上的分歧,而且还存在有一定的逻辑层次,不分层次的争论,往往会使争论者陷入悖论而不可自拔。在“财富逻辑”陷入“三律背反”之时,我们不妨借用罗氏的逻辑层次论的模式,来立体地审视“公平”与“效率”在整个社会系统当中所处的位置,分析“公平”与“正义”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便为它们分出个“孰先孰后”来。

  面对此前“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讨论中被频繁使用的诸多概念,如社会正义、社会各谐司法公正、公平分配、社会效益、社会发展、生产效率等一大堆术语,笔者试图通过上面这幅结构图,来揭示它们之间逻辑关系,标识它们在人类社会逻辑分层结构中的具体位置。

  

    从社会政治结构的逻辑分层看“公平”与“效率”

  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社会、国家、政府、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11)、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阶梯式的逻辑发展关系。在逻辑起点上由处于自由状态的个体成员组成的社会。这些成员按照相互认定和达成的社会原则来立国制宪。政府乃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代表和象征,政府在宪法约束下,根据民意立法、执法、仲裁,并以此来负责和管理这个社会运营。在法治政府的治理下,活跃着众多由政府管理的组织和各类非政府管理或操办的组织和团体。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为己任的企业,象各种政党、各类协会一样,是一种自律、守法经营的政府非管社会组织。企业与其他部门、组织、团体等一起,编织起一张社会层级结构,但它处于这个社会层级结构的下游和远端。处在个结构图中的各层机构(组织)有着各自的分工和职责。当它们在各尽其责时,社会就处在一种和谐公正的状态。对此,我们不必考察太多的人物,单从政治哲学的源头那里就可寻访到足够的论据。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曾为人类设想出了一个代表国家理念的最优国家(社会)模式——“理想国”。在那里,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统治者、武士、工匠――各司其职,各显其美德,实现城邦的正义。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构成上虽然远比柏拉图当初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包含在其“理想国”中的深邃哲理仍能不失给予我们以很大和启发。

  从社会到国家、从政府到组织,从“非政府组织”到企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构成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者、武士和工匠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功能、职责和美德。也正如统治者、武士、工匠的职责分别是管理国家、保卫国家和生产物质财富一样,作为不同分层的社会、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也有着各自的主要职责和具体分工。社会是人们生活、栖息的场所,是倡导正义、实现和谐的人文环境;现代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为生活于特定地域的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和庇护,抵制来自外部的入侵;政府的功能则主要是为社会成员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展正常的活动去制定规则、当好裁判、监督规则和实施。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它在当今社会发挥出的主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担当和扮演的就是柏拉图“理想城邦”中工匠的角色,负责全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它的美德就是“效率”(严格地说,应该是“效益”),即以最低量的投入和消耗,为社会提供最大数量的物质产品和各类服务。

  在柏拉图那里,当统治者、武士、工匠尽职尽责地干好自己的份内工作时,他们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美德,并由此形成用以调节这三种美德的第四美德—正义;同样,只有当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处于不同逻辑层次的社会单元和组织,在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责,充分发挥好各自的功能时,它们才展示出了各自的“美德”,才不负其“名”;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促成社会社会正义的实现。

  既然,生产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企业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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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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