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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教的两难取向探析

更新时间:2010-08-05 22:48:08
作者: 尤小立  

  

  [内容提要] 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陈独秀以激进的反传统、反孔教的态度著称于世。然而,在激烈地反传统、反孔教时,其价值判断上也出现过两难取向。本文从三方面对此种两难取向分析后认为,这其实是整体上反传统、反孔教无法摆脱的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而从根本上说,则是观念先行和理论后置之间的落差造成的直接后采。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表现出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使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某种倾向性。无论是以“全盘反传统”还是以传统继承的态度来界定新文化运动或陈独秀本人的思想,都不能算无妄之论。对此,本文不想在两者之间作过多的判定。结合陈独秀的一生看,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地反孔教时,也有过价值判断上的两难取向,本文想对这个相对研究较少的课题作一简单探析,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在整体上反孔教和整体上认识孔儒之间

  

  1934 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出于从长计议,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其中有一本是《孔子与儒家》。可以想见,陈独秀是预备对孔子与儒家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和总体上反思的。然而不久,抗战爆发,他提前出狱,又重新投入政治生活中,加之天不假年,他的宏伟的著述计划,终于没能完全实现。不过,从先期在《东方杂志》37年10月1日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上发表的《孔子与中国》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观点较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体上反孔教已有明显的不同。他虽然仍旧坚持礼教之害,但对孔子的“第一价值”,即“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还是基本肯定的。

  其实,同样的结论,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就有所涉及。在《再答俞颂华》中,陈独秀就承认:“敬天明鬼,皆不始于孔氏。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交古 , 亦正孔子之特识。”(1) 不承认孔教是宗教,这是那个时期,陈独秀反对把儒教定为“国教”的基本立论之一。尽管,在什么是宗教的问题上,他也没有能提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从新文化运动的全程看 , 陈独秀虽然屡次在文章、书信中承认孔教的 “非无优点”,但是,真正的优点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却往往含糊咯去,不置一词,唯一的例外,便是“非宗教的态度”。

  正如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一样,陈独秀对宗教迷信的反对,基本是一以贯之的,他赞赏孔子的“非宗教的态度”的借鉴作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与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虽然早已是反宗教迷信为己任,但对待孔子的“非宗教态度”的借鉴作用,却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联系陈独秀对孔教的整体不适宜现代生活的基本立论,这种对孔子非宗教态度的褒扬,显然是不够合拍的。

  然而,这仅仅是大时代的一段小插曲。面对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派,或者同情分子的质疑,陈独秀的承认孔教的优点存在,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

  林毓生先生提出的陈独秀整体上反孔教的观点,对解决陈独秀全盘反孔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2)的确,陈独秀在价值判断上,是把孔教与西化,与现代生活完全地对立起来看待的。他对孔教的批判,概括地说,即是孔教因为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3)所以不适合现代生活,此为其一;其二,孔教为后世所利用,特别是“定于一尊”,所以一钱不值。

  然而,在作出这样的判断时,陈独秀对孔教本身并没有做过整体上全面地考察和认识。比如孔教的核心思想“仁”,他几乎是只字不提。陈独秀说过,他以前深受康梁的影响,(4)而“仁”在近代,经过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改造,融入到维新思想中,陈独秀不可能不知晓,他的不谈“仁”, 显然是不想予人以口实,使自己在批驳孔教时,力不从心,或者露出破绽。既要从整体上全面否定,又要视整体而不见,这就是陈独秀价值取向上的两难之一。

  解决两难处境的办法,陈独秀一是采取注重文化时代性的方式,即认定“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5) 一是努力把三纲作为孔教的核心,加以批判。

  注重文化的时代性,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理论倾向之一。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定孔教为国教的鼓吹,特别是后来的欲使孔教进入宪法的叫嚣等一系列外部剌激,使陈独秀在对时代性的论述上,更偏重于政治方面,他的断定孔教的封建性,主要集中于孔教的共和体制势不两立以及孔教与宪法相违忤两方面。

  把三纲视作孔教的核心,并非陈独秀等反孔教的激进派的一家之言,像文化保守派中如杜亚泉,也明确表示过相同的看法(6),甚至到了四十年代,贺麟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7)。当然双方的立足点是截然不同的。陈独秀着重对他视作“奴隶道德”的三纲的“阶级制度”的批判,参照点是西方的个人自由思想,立论的结果,依然是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可调和。

  看得出,在解决的难取向上的矛盾时,陈独秀是试图把问题简单化,政治化,其工具理性的色彩非常浓厚。从近代以来,康有为的改造孔子,章太炎的辟孔,到新文化时期的全面倒孔,时代潮流的渐次递进,并无接续失误可言。但时代潮流一旦导入极端,也很难说,不让人有如入旋涡之憾。整体上的认识,是整体上的改造的基础。全面反孔教,固然在当时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它的鲜明的时代特征,确实使中国人在摆脱传统束缚,接受外来文化方面眼界开阔了许多。但陈独秀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方式,不仅使最终成果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就这种方式来说,也容易走向反面,进而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的教训,确实值得记取。

  

    二、在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之间

  

  1917年3月,常乃惪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先生辟孔道另具苦衷,仆亦能领悟。”(8)陈独秀的“苦衷”是什么,常乃惪没有说,陈独秀的答信里也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从发表的文章书信中,不难看出,主张西化,主张反传统的陈独秀的“苦衷”,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具有的日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而正是在这种民族危机感的促使下 , 陈独秀在全面反孔教为首的传统时,试图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的主张,在《调和论与旧道德》(9)中,陈独秀以货物买卖为例说得很明确。按照他的说法,社会进化若以十分计,调和论者的结果是二分五,社会进化就要受二分五的损失。陈独秀对传统的态度,是“决不忸怩作‘伪’欺人,里旧表新,自相矛盾也。”(10) 特别是,遇上外部压力时,他更是要勇往直前,“绝对力求偏颇”。(11)这也是陈独秀总结历史教训后得出的经验。(12)

  然而,“绝对力求偏颇”的结果,是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价值判断上处于两难境地。

  整体上反孔教不仅需要反得彻底,而且还要“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陈独秀不止一次地说过类似的话,反孔教是因为“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13)

  现实地看,争论中的人难免会走极端,而就现实意义上说,陈独秀坚持的整体上反孔教,在彻底颠覆孔教的历史地位方面,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具体论述时,陈独秀理论上的矛盾,也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犹豫和价值判断上的两难。

  在承不承认原始儒家和后世儒教的分别上,陈独秀表现出的矛盾,便是其中的一例。

  通常的观点的是,陈独秀在回答尊孔派、文化保守派以及同情分子的质疑时,是不承认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之分的。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完全可以重新研究。

  陈独秀的确说过:“鄙意以为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妹。……孔子之道 , 亦复如是。”(14) 但他也说过:

  “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15)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自己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采。”(16)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黩,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17)

  这些话放在一起,其中的轻重缓急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陈独秀虽然一再强调,礼是孔教的核心,其根本教义,是阶级制度,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的这一根本教义是一致的,并且始终如一地加以批驳。但是在实际论述时,他的批判重心显然是放在后世的“定于一尊”之上的。换句话说,他已实际地承认了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的划分。

  之所以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当然与陈独秀在辩论时不得不有所侧重,以及他对儒教理论的认识不够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全面反孔教的指导思想造成的。不可否认,把礼教的根本归入到孔子帐上和斥责儒教的“ 定于一尊”,确实是触到了尊孔派们的痛处,陈独秀的批驳也显示出思想自由的光辉。可是,如何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使其对礼教的批驳更进一步,陈独秀似乎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就实际看,在视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的“根本教义”相同之后,怎样区分原始儒家的礼与后世的礼教,陈独秀的说法也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他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简繁差异,却没能更为细致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而把汉武以来的独尊与礼教之出于孔子放在一起来批驳,其本身所产生的抵牾,也往往难以平衡。礼教,在陈独秀看来,是尊君的政治纲领,是阶级制度,“独尊儒术”则被看成是思想自由的障碍,一个属政治层面,一个属思想层面,两者本不在一个层面,却又被放在一块来论述,这也许是新文化运动那个时代,人们理论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总之,在一系列问题无法厘清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以孔教不适宜现代生活来统而处之了。

  应该说,对汉儒“独尊儒术”的过份强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礼教本身的批判。这一点,陈独秀以后也有所认识,在《孔子与中国》中,他反复论证了礼教的“忠、孝、节”的观念负载的所有负面影响,也可见,他是想弥补新文化运动时期,自己反孔教理论上的未竟事业。

  反礼教是贯穿陈独秀一生的思想,也是他反孔教的根本原因。它体现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生的追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常常被认定为单纯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其实,从他对“定于一尊”的批驳,对百家争鸣的向往看,那一时期他更是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兼而有之的。

  

    三、在孔教与孔子之间

  

  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教为首的传统的猛烈程度,波及的广度有过于历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激进派中间反孔教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在反礼教的尊卑等级制度,反对把孔教的“定于一尊”上,却非常的一致。

  另一个相同点 , 是他们虽然激烈地反孔教为首的传统主体,但没有把孔教的创始人孔子和孔教等同看待。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最激烈的钱玄同曾经说过:“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18)以“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闻名的吴虞也说:“不妄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19)类似的话,陈独秀也说过不止一次。

  把孔教与孔子区别看待,说明陈独秀为首的激进派,已经意识到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孔子,即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被历代统治者以及后世儒家学者捧为圣人的孔子。也正因为这样,在《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时,一方面挑起反传统的旗帜,一方面又让青年人以孔子墨子为榜样,投入社会变革中去。(20)

  从现存的资料上看,陈独秀公开反礼教的萌芽,是在 1903 年《安徽爱国会演说》中(21)。以后,他虽然也有零星地反礼教的言论,但他不但没有把礼教与孔子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曾对礼教的某些内容表示出好感。直到 1915 年 11 月 15 日《答李大槐》(22)的公开信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把礼教与孔子相提并论。而对礼教比较有力的批判,则是一个月后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23)。到近一年以后,他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24)时,才开始直截了当地全面地批判孔教。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在整体上反孔教之前,陈独秀对孔子不是一谓地不满的。到受外部刺激,开始全面地整体上反孔教之后,怎样对待孔子,对陈独秀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尊孔派在强调原始儒家与后世儒教的不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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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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