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3 次 更新时间:2010-07-29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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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进入专栏)  

如果在中国被问到,你有什么倾向,我毫无疑问地愿意被归纳到那个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无形的价值观同盟。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差异,尽管他们在中国因为对政府的独立批评立场,所以被贴上“右派”标签,但如果放在西方的知识分子光谱中,他们又很大的差异,有的可以被归为左派,有些是右派,但他们都有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底线,并且我完全清楚和认同,从胡适,殷海光到今天的贺卫方,秦晖这些有“自由主义者”头衔的同道所代表的信念和追求是什么?并且希望我或者我的孩子,能生活在那个愿景被实现的社会中。曾有一次一个“中国新左派”说我是“死硬的自由主义者”,我为此深感荣幸。

不过荣耀总是伴随着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经常应付一些很难解释清楚的纠缠。在经常性的辩论中,我渐渐感到在中文的语境中“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与民主”这样的提法,蕴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很容易被社会所误解,甚至误导阻碍我们迈向那个真正追求的境界。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我看来,在中国使用“自由”,这个词是含有陷阱的,尤其在传播和需要像其他人解释的时候总有一种别扭,很难清晰标志我们所指向的那个存在。

Freedom不等于“自由”,liberalism不等于“自由主义”

如果你查中英文字典,当然它会告诉你,freedom就是自由的意思,liberalism就是自由主义的意思,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其实你并不理解。

一种事物被介绍到另一种文化中,必须经过翻译的中介,一个词汇被安排了在另一个文化中与它对应的词汇来表达。但这种对称是人为安排的,而因为在异质文化中不同的语境,两个词语虽然被字典规定为同义,但在实际各自文化中被理解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比如香港有一条街Queen’sroad,其实是女王大道,但中国文化中就没有女王,又觉得被一个女的王统治很不爽,欺负英国佬不懂,于是就叫成“皇后大道”;更赤裸裸的时候,把人家优秀的文化,通过扭曲的翻译,降低为让中国的老百姓以为很不怎么样的东西;古希腊古罗马的Senatus明明是议院,我们非要把它翻译成“元老院”,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一群不死不活的老干部;美国其实是公义部(DepartmentofJustice),我们翻译成司法部,听上去跟给皇帝做爪牙的没什么区别。

一个词语的含义,是由它在一个话语场中如何被使用而决定的,一个词语被使用的一个语汇群,构成了人们对他的理解。Free与其名词形式freedom在英文中的一些用法,在中文中是自由所没有的。

1.Free在英文中有“免于…,不受…”的含义,这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对某种权利的承诺和保障。而中国中的“自由”不具有这样的含义。比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其实是四大免于或者说四大保障,强调的人所具有的不能剥夺的四种最基本权利。要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就非常困难,只能说是“免于…的自由”,这在中文中是一种很别扭的用法。

因此英文中的freedom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具有复数含义的,是需要而且可以一项一项争取,而free也是一个可以一项项界定的相对状态。

而中文中的自由是没有和一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复数含义,只有两种状态,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

2.Free在英文中有动词用法,“freesb…fromsth.”可以理解为,解除某人(包括自己)受到的某方面的外部压迫。

因此英文中的Free是和行动和主动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引申,free是和个人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最经典的用法,美国韩战纪念碑上的格言,Freedomisnot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

而中文中的自由,没有动词的用法和争取这一层含义。因此中文中较常用“给…自由”(有一个声音在高喊,出来吧,给你自由),英文中很少会说这样表达givesb.freedom,而中文的自由带有权势者的恩赐的含义。

3.因为英文中Free有动词用法,它使人想到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你要促进别人的freedom而不是妨害别人的freedom。因为英文中的Free强调权利的含义,它是有普遍性的,一些基本权利,是所有人类都有权享有,理应争取,而不能被当作恩赐。

而中文之中的自由,最典型的用法是“自由自在”,首先,显得它和别人没有关系,是自在的;进一步说,它让人理解中文中的自由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指一个按自己意愿和他人不发生关系的状态,或者说含有只顾自己的意思。

中文中讲自由,常常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普通人的普遍权利,而是被理解为,一种占据高位者的特权,自由是形容神仙的状态的,和逍遥联系在一起。

同样liberalism和中文中的自由主义也有意义的错位。

1.liberal在英文中在形容人的思想倾向时的含义与其说是自由,不说是类似于中文中说一个人比较开明或者思想解放。比如说一个人对同性恋或者堕胎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会被当作liberal,相当于中国人说一个人“观念比较开放”;一个人比较关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也会被当作liberal。它可以被引申的含义是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这是中文的自由所没有的含义。

2.这个词根同样有动词用法liberate,意义是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选择和权利,我们叫做解放。比如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PLA,我们不会把它翻译成,人民自由军。因为中文的自由,没有帮助他人实现权利的含义。

把这些合在一起,自由主义自然也无法准确的传达liberalism所具有的内涵,把它称作“解放主义”反倒离原意更贴切,但遗憾的是49年以后解放这个词语已经被中共的意识形态所垄断,成为它的专有词汇,只有共产党才有权力称自己“解放了人民”。

Free,freedom,liberal,liberate,这样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语汇群,在中文中统统由一个词语自由来对应,自然信息的传达有很多的过滤和衰减。

这就好像在蒙古族这样的游牧民族中,有很多词语用来描述不同的马,不同毛色用途年龄的马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而要介绍给农耕民族的时候,马就是马,只能用一个词语来表达,所有信息都被简化了,因为说得再复杂,他们也会因为缺少日常经验而难于理解。

毛泽东的“稻草人战术”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被污名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文中的自由周围,没有形成足有支撑liberalism的含义和理念的语汇群。所以自由主义非常容易被污名化,当有人告诉中国人民:自由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他们很容易相信,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比较难理解freedom和了liberalism是什么,所以别人告诉他是什么,他们就相信是什么。

最典型的是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我们小学时候都要背的《反对自由主义》:

为了打倒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归纳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

1.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2.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4.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5.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6.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7.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8.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9.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10.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11.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这十一条中只有两条和liberalism有一定关联。第四条有关系是因为liberalism强调尊重个人的选择,不提倡对于权力无条件的服从;第六条也有关系是因为,liberalism尊重言论和观念的自由,更不会鼓励出卖亲友向组织告密的行为,作思想警察,而这在毛泽东的组织理念中告密是被鼓励的。其它9条和liberalism都几乎没有关系,它们可以说是自私的行为,犬儒的行为,乡愿的行为,懒惰的行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导师,不是在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介绍给人民,而是把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标过程中,所有不适应的行为贴上一个总的标签——自由主义,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他扎出来的稻草人,是个坏东西。这可以算是毛泽东创造的山寨版自由主义定义。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跳出来反驳他:嘿,毛泽东先生,你说的这些现象和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于是这个自由主义定义就被很多中国人通过背诵接受了下来。这样在中文中的自由主义非但没有传达liberalism原有的含义,反而和一个负面的语汇群捆绑在了一起。

同时毛泽东对自由也作了符合中国文化的定义,比如在批判胡风时,他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结合毛泽东具有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于是完整的逻辑是,毛泽东给谁言论自由,谁就有言论自由,毛泽东剥夺谁的言论自由,谁就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个定义下,言论自由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公民权利,而是毛泽东可以恩赐也可以剥夺的一种特权。

同样这种自由的定义一直到80年代一直被官方强化其特权含义,比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是这样,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天赋人权的概念,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出,则把自由的语义扭曲成一个资产阶级特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目地都在于在民众心目中,让自由和自由主义都带有负面的情感反应。

结论

结论一、在中文的话语中,我们的传统经验和词语用法,使中文中作为符号的自由和自由主义,无法传达西方世界“free/freedom/liberal/liberate/liberalism”这样一个语汇群所代表的理念和经验。

结论二、因为中文中围绕“自由”,缺乏一个语汇群的支撑,所以淡薄而脆弱,很容易的被一些人有意识地抹黑,把一些不属于liberalism的东西,强加进自由主义,把它污名化,以此塑造国民的观念。因为大多数国人不能阅读英文,能阅读英文的人也较少能以玄奘取经的态度,求取正典,核求真义。这样结果是使大多数中国国民不能区分西方文化体系中的liberalism和毛泽东的山寨版自由主义的区别,并因此产生对于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和liberalism混在一起的不加区分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结论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把liberalism引入中国文化的时候,最难突破的其实是一种语言障,当你用英文解释freedom的重要时,很容易让人理解,用中文告诉大家自由重要时,会遇到很多反对甚至胡搅蛮缠的反驳,比如稍微提一下,言论自由,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解释我们从来没有说要什么“绝对的自由”,但很多中国人还是摇头。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就和西方人在心智上完全不一样到,以至于中国人不懂的欣赏freedom,而是因为当一个中国人说到自由这个词时,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和西方人谈到时freedom不一样的指向。

这种状况就相当于,有一种国外很好的品牌产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害怕这种产品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于是在国内抢先注册了一个近似的对应品牌,并且用质量低劣的货色,使公众对这个品牌产生很不好的印象。于是当后来这个国外正牌开始要进入中国的时候,市场已经被占领了,而且正牌常常被与那个质劣价低的山寨产品分不清楚。

结论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的同仁真的要把liberalism的精髓引入中国,就不能光告诉同胞,自由主义是个好东西,怪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爱自由”,而要创立一套适合中国语言环境,容易被中国民众正确理解的liberalism的语汇群。

比如“人权”,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自由概念的词语,自由很容易在中国被歪曲为一种资产阶级特权,而在中文中,人权比较不容易被歪曲为资产阶级特权,一个被强制征地的农民,一个被强制拆迁的市民,一个在血汗工厂中的打工仔,都需要作为人最普遍应该被尊重的权利。比如当我们常常说要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候,结合前面对汉语中自由的语义,很容易被理解为多数人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很容易沦为一种暴民政治,所以不少人在中国会以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最好的民主,甚至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只要伟大领袖划定一个统一战线,这个占多数的人民群体,就可以在野心家的操纵下,随心所欲地镇压少数派。而当我们说要追求“民主与人权”时,可以被理解为,既要使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得到伸张,同时又要保障哪怕是少数派作为一个人或者公民就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相较而言更加符合民主制度完整的逻辑。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在中文中,建立一个符合中国人传统语言和认知习惯,又能准确传达liberalism精髓的符号系统,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很多知识分子的耐心和坚持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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