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赶超战略，“大跃进”饥荒，集体偏向，政治权利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通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E-mail：hope428@163.com.本文是作者在2009年3月至6月访问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期间完成的，感谢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提供的良好研究条件。本文在内蒙古大学“2009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专题会议”、法国奥弗涅大学“7t 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 he ChineseEconomy ：Thirty years of reforms：What about Capitalism in China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54期双周论坛上都做了报告，作者感谢参会人员的有益评论。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教授、李继东教授、胡靖教授、吴忠培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Naughton Barry教授及澳大利亚J ames Cook 大学的Zhangyue Zhou 教授对本文写作和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作者自负。
一、前言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与之伴随的饥荒频发，以致有西方观察家将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Walter，1926）。新中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与和平背景下，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造成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令人疑惑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人们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苏联1931—1933年发生严重饥荒，导致450万—8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1947年苏联再次爆发饥荒，导致100万—15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Ellman，2000）。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始于1995年，1997年达到高峰，导致全国2300万人口3%—5%的死亡率；2008年朝鲜又面临严重食物短缺，在十年内再次遭遇严重饥荒（Stephan ，2008；Stephan，Marcus ，2008）。为何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如此频繁地遭遇饥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Sen （1981）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国饥荒的研究提出权利失败理论，将饥荒成因的解释从传统的FAD 理论扩展至权利领域。周飞舟（2003）认为大部分学者沿用Sen 的“粮食获得权利”的概念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食物分配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的分析甚少涉足。Ravallion （1997）、OpGrada （2007）提出，虽然研究饥荒的新文献已经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Yang（2008）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有别于标准市场经济的权利方法：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富和相对价格能够解释大部分的饥馑，而中央计划下的政府确定价格和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则主张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大饥荒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Sen主要关注资源禀赋缺失或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饥荒的影响，属于经济权利范畴，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因此，理解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必须将Sen 的权利理论从经济范畴扩展至政治权利领域。本文将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分配制度为例，尝试从政治权利角度解释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中国大饥荒成因的相关研究，总结若干理论假说及经验检验，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节分析“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第四节利用28个省市区相关数据对公社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做实证分析；第五节总结全文，指出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饥荒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二、文献述评
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成因，学界至今依然存在很多分歧，除了传统的食物供应下降解释外，还包括公共食堂理论、城市偏向说、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灾能力说和饥荒“历史记忆”说等，各种假说分述如下。
（一）公共食堂制度
Chang and Wen （1997，1998）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判断中国“大跃进”饥荒实际上在1958年年末已经发生，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1959年。他们认为，粮食生产、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分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冲击等因素均不能解释饥荒始于1958年年末，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公共食堂制度取消家庭厨房及将农民存粮集体化，搭便车行为导致粮食过度消费，从而引发了1958年开始的饥荒。其后，公共食堂破坏了农民生产激励、滋生了村干部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使饥荒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城市偏向说
Bernstein （1984）、Walker（1984）最早指出粮食高征购引起的城乡粮食消费差异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Lin and Yang（1998，2000）提出粮食生产下降只是饥荒产生的原因之一，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并以农村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偏向的指标，运用28个省1954—1966年的数据检验了其理论。Kung and Lin（2003）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为直接地衡量了城市偏向政策，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城市人口跳跃式地快速增长，为维持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从农村征购粮食。新逸和葛玲（2008）将中国“大跃进”饥荒视为“制度性”的农村饥荒。
（三）缺粮区偏向说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城乡死亡率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其次是对农村中缺粮区群体，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1954—1966年28个省级数据和1954—1966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四）政治激进主义
Yang（1996）、Yang and Su （1998）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即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中央权威的忠诚，以换取政治仕途上的升迁。人民公社和公共饭堂制度已经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好制度”，那么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Kung and Lin（2003）研究了政治激进主义在饥荒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新解放区，老解放区政府受地方人民更多的支持，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并以各地区解放时间作为衡量地区政治激进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
（五）政府救济能力
周飞舟（2003）从省级政府救荒努力角度考察了“大跃进”饥荒地区死亡率差异，并解释为何饥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利用11个死亡率最高的省份的粮食分配数据，发现大部分省份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一方面，各省在省内加大返销粮的发放数量，但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高峰死亡率超过20‰的11个省份，有6个省份4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表明虽然大部分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粮食，延误了及时救荒。
（六）饥荒“历史记忆”说
曹树基（2005）对比了1959—1961年与1851—1875年的分地区死亡人口，发现两个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曹树基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其论证的逻辑是：在经历大饥荒的地区，从民间百姓到地方基层干部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大饥荒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在“大跃进”中较少地浮夸其粮食产量，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的高压，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现有研究关注以粮食为主的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粮食主产区到缺粮区的转移，或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粮食消费效率下降，或能源高消耗工程对劳动力营养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如图1所示，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数量，除了受高征购等因素影响外，还取决于集体在扣除费用及提留之后分给社员的数量。一个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是，在粮食高征购及公共食堂消费低效率之外，农民的粮食获取权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集体高积累而缺乏保障，这可能是大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在中国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重点考察人民公社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大饥荒的影响，并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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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除了粮食供应下降和粮食高征购之外，“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集体高积累是饥荒的又一重要成因，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饥荒成因的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为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大跃进”，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苏联在赶超战略及强制集体化的背景下，粮食产量高估、粮食高征购及将大量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引发了1931—1933年苏联饥荒。1947年基于相似的原因，饥荒再次肆虐苏联。对中国“大跃进”危机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绩效关系的洞见，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解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饥荒成因的分析框架（Yang ，2008）。
中国“大跃进”饥荒，并非农民经济权利失败所致，而是在集权体制下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食物获取权取决于资源相对价格及个体资源禀赋状况，分权体制下经济权利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因此，分权体制下的饥荒的覆盖面及持续期相对有限。集权体制可以发挥动员资源优势，但错误政策将被普遍而有效的强制执行，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在高涨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在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中，中国农民丧失了个体独立地位，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农民政治权利系统性地缺失。最终，赶超战略的错误政策使占人口总量80%的农民遭受饥荒，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