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70 次 更新时间:2013-08-16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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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进入专栏)  

近几年,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是一个很惹人注目的地方。自2003年9月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很有另类特色。不管怎么说,这个书吧能够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得益于逐渐宽容的改革气氛。

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都是自费印制的,价格不菲。年过九十的前鞍钢总经理马宾著的《纪念毛泽东》,普通16开杂志那么大,书名下边特地大字注明:“2006年12月26日”(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书的封底印着:“工本费30.00元”。

这本书是杂记、论文、诗词的合集,总计40多篇,还有近20篇附录文章。书中收录的文章大体上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作者认为,现在是“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乞丐公然到广场讨饭,小偷多得防不胜防……工厂矿山事故频繁……贪污分子越杀越多,杀不胜杀”,“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作者认为,“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马宾说:“必须翻案,必须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

马宾向读者宣布:“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还提出斗争目标:“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马宾希望:“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郑重要求:“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

另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是梅俏著的《毛泽东的“珠峰”》。这本书大约30万字。打开书,目录后面是一位署名“戴公”的人给作者的信。信中说:“祝贺你写了一部捍卫毛泽东晚年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同时又是丰富而复杂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据梅俏说,写作此书用了两年,完成于2004年12月。书稿完成之后,“是一位退休的农村支部书记赞助出版的”。2006年12月26日,该书“再版后记”说:“本书于今年5月出版后,得到读者的认可。在大家的赞助和要求下,年底再版。”梅俏写这本书很下了一点功夫,收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从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探索以及“文革”中的外交活动等几个角度,详细评述了“文革”的过程,并且批判了“文革”结束之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复辟”,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背叛行径”。

这是“文革”结束30多年来国内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当下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颇有人眼睛向后看,希望回到“文革”时代。有的人甚至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宾、梅俏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梅俏、敬东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首先演习的就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张宏良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一位名叫敬东的发言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敬东的结论是:“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人,怎样看待此事?对此,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置一词。是不是觉得为了一场实验,死几千万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众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国力日益增强,在这些先生的视野中竟然毫无位置。

梅俏倒是在书里写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缩影和写照。与此同时,对于国务院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给种田的农民发放多种补贴,以及多年来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却只字不提。

“文革”中,安徽凤阳县多数农民都出去乞讨,不知道梅先生了解不了解。如今凤阳县还有几个人靠乞讨为生?繁忙的梅先生可能也懒得过问这样的小事。

根据马宾设计的“劳动集体化”的农村政策,想必还要把农民都框死在一亩三分地上搞饭吃,不许随便迁移,农民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设计呢?

与马宾相识并同为东北老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经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赵维臣对笔者说,马宾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这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根筋,极左。赵维臣说,中国的问题还得靠改革来解决。

马宾、梅俏等人虽然不遗余力地给“文化大革命”美容,但究竟效果如何,恐怕要打很大折扣。问一问全国民众尤其是过来人,回到粮票、布票、肉票的年代,愿意不愿意?回到不给办理因私护照,不允许私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访问、做生意,严禁港澳自由行、更不用提到台湾旅游的年代,愿意不愿意?关闭西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内地办的工厂,把港澳台居民赶出内地,强迫国内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没收私人房产,下令部分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在农村恢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禁止农民进城,老百姓答应不答应?恢复干部职务终身制,人人手持“红宝书”,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取消考试制度,靠单位推荐上大学,会有多少人支持?所有书店清一色摆满领袖著作,全国民众只有几本小说、几部电影、几出戏剧可看,民众满意不满意?

答案明摆着。但我们却不可因此低估了极左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左”的人物利用种种现实问题兴风作浪,抹黑改革开放,千方百计鼓吹“回到过去”。他们口吐莲花,把过去计划经济年代描绘成陶令笔下的桃花源,人人平等,没有腐败,没有贫富分化,人人的生活有保障……这些言论蒙蔽了某些人,特别是未曾经-历那些年代的年轻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困惑。其实,现实生活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解决,舍此别无他途。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宣示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读了马宾、梅俏等人的言论,应该提醒他们注意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很多“左”的朋友有几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像这样公然挑战党中央的言论,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有关部门严加追究。”这些朋友对马宾、梅俏、张宏良、敬东等人的言论难道就不该建议“严加追究”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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