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献军: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8 次 更新时间:2010-07-13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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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献军  

摘要: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贡献在于:首先,揭示了为什么表象主义是行不通的;其次,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反表象的、以身体为核心的研究认知的范式,而且这种范式开始得到了技术专家们的认可。

Tag: 现象学 认知科学 表象主义 身体

由于德雷弗斯等人尖刻地质疑人工智能(下文简称AI)的可能性,所以技术领域的专家们一直认为现象学只是认知科学的反对者,而不考虑现象学对于他们工作的启发意义。经过长期的努力,这种僵局才得到缓解。实际上,现象学从来不想否定认知科学本身,而只是想否定认知科学曾经遵循的主导范式--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现象学并不针对认知科学的具体工作,而只是针对作为具体工作前提的特定哲学假设。现象学认为认知科学要摆脱当前困境,就必须更新其哲学假设,而首要工作是放弃表象主义,承认身体对于认知的塑造作用。换言之,现象学批判认知科学的表象主义范式,而其目的是将研究导向正确方向。

那么,为什么现象学对表象主义如此敌视?为什么放弃表象主义能够帮助认知科学摆脱困境?现象学对于认知的研究又有什么好的想法呢?这些想法得到技术领域什么样的回应?本文将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来阐明现象学对认知科学已经做的以及可以做的贡献。

一、认知科学的表象主义范式的困境

表象主义是AI乃至整个认知科学的主导范式。这种范式认为:表象代表或关联着世界属性和事件,并且认知活动的实质就是遵循规则的抽象表象计算,而情境和身体在其中的作用是不需要考虑的。因此无身的且不在情境中的计算机完全能够具备人一样的智能。

著名的图灵机检验和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就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图灵机检验认为,如果机器通过了图灵机检验,那么就可以认为机器具有人一样的智能,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图灵(Alan Turing)乐观地认为,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具有智能。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将人类的意识、知觉和行为都看作是物理符号事件,而这样就可以把人的意识、知觉和行为事件置于与物理事件同样的框架中来探讨和研究;人脑和人工系统(如计算机)中的智能是相似的,并且它们是可以科学描述和研究的具体过程。于是,AI在考虑如何让人造物具有智能时,不考虑情境和人的身体方面。因为机器所要模拟的只是人的理智方面。

在表象主义指导下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1965年,AI的创立者和表象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Herbert Simon) 人曾乐观地说,二十年后计算机将能够做任何人可以做的事。但是现在,从专家系统、机器翻译、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常识问题、机器人运动等领域的工作来看,表象主义者所取得的成果距他们所期待的成功相去甚远。

在2003年,明斯基(Marvin Minsk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出人意料地承认:AI在面对常识知识难题时已经脑死亡了。[1]例如,被冀予厚望的Cyc就倒在这个难题的脚下。"Cyc知识库就是巨量的人类基本知识的形式表象:事实、检索规则、对客体进行推理的启发法、日常生活事件。表象的媒介就是形式语言CycL......知识库包括构成CycL词汇的术语和把这些术语相联系的断言。"[2]Cyc的设计者相信:进行常识推理的条件是:储存巨量关于世界和世界怎么运作的事实表象,然后通过规则来进行演算。然而,Cyc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难题:动态难题和相关性难题。动态难题指:由于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于是以世界为表象模型的数据库不得不随时进行相应调整,而这种调整会导致难以处理的计算爆炸。相关性难题指:由于计算机储存的事实是非情境性的,而为了使用它们,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提取与特定情境相关的事实,但为了确定相关性,将需要无穷尽的规则和事实。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通过计算机飞速增长的计算能力来解决。

表象主义者们一度认为他们所遭遇的挫折是正常的,因为科学研究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失败。所以面对种种挫折,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而没有想到表象主义所依赖的哲学假设是有问题的。表象主义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哲学假设大致有:存在论假设和身心二元论假设。

存在论假设认为:世界可以表象为由非对即错的原子事实或命题组成的系统。明斯基认为本体论假设是源于我们的文化习惯的:"我们的文化习惯一直认为,智能存在于某种独立、清晰的元素之中,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意识、理解、洞察力、格式塔,或者其他随便什么......。"[3]实际上,如果本体论假设要成立,就得证明将人们的生活和世界清晰化是可能的;而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一个隐约的目的,就是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主要形式特性明晰地表达出来。例如,柏拉图就认为是人们能够以离散的方式来理解宇宙,并可以获得关于一切的理论并且人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是拥有关于世界的清晰理论,而方法是去发现丰富的现象背后的原则。[4]如果最基本的世界要素及形式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计算机就可以借助这些东西来进行演算,从而具备智能。认知科学家们相信这些东西是存在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找到它们。不过,他们最新的策略是推说这些东西潜藏在人类无意识的深处。

身心二元论假设同样是一种古老的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人类主体具备两面性,一面是在世界中的物质存在,另一面是能够认识世界的心灵。心灵能够将人从物质性中提升上来,而成为真正的主体。到了近代的休谟那里,人类主体不再与在世界中的物质存在相同一,而只与能够认识世界的心灵相同一。笛卡尔则是在上述两种观点间摇摆。但不管怎么样,身心二元论成为哲学中主导地看待人类主体的观念;身体对于认知是没有用的,因为具备认知能力的主体是不需要身体的。正是这样的思想,鼓励表象主义者们不考虑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

二、现象学的反表象主义思想

反表象主义者们经常诉诸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但实际上,这两人的反表象主义思想不是针对认知科学,而是针对胡塞尔提出的。所以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分析胡塞尔与表象主义的联系。"胡塞尔开始被认为是当前对意向性关注的先驱,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有关精神表象在语言和心灵哲学中地位的一般理论的人。作为第一个把精神表象直接放到哲学核心的思想家,他也是当前的认知心理学和AI研究之父。"[5]

在严格地执行现象学还原后,对心灵的解释就摆脱了对所有心灵之外东西的信念,而这当然包括对身体存在的信念。"让我们按前面论述的意义来想象,整个自然界,首先是物理的自然界被'消除了':那么就不会再有有机体,因此也没有人。我将不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且也不再有同伴对我存在。但是我的意识,尽管它的体验状态会大大改变,仍然为一具有自身本质的绝对体验流。"[6]这样的现象学描述是对心灵的超验特征的解释--只管这些超验特征如何是超验的,而不管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怎么被实现的。因此,胡塞尔的主观性是一种去在和去身体的主观性,而这和表象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说,最原初的要素是超验意识。正是超验意识遵照着规则,来被动地和无意识地把知觉材料组织起来。类似地,表象主义认为:精神的本质不在于能够拥有精神状态的那种质料,而在于某种精神状态相对于其他精神状态和感觉输入、行为输出的逻辑或结构关系。反表象主义则关心这种质料,并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源于这种质料。

表象在胡塞尔和其他表象主义者那儿具有中心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还原后只存留了表象,更因为人必须通过表象来与世界打交道。在海德格尔看来,除了把我们与对象的关系当作知觉或判断的对象(即二元分立的、凝视的方式)和通过关于世界的表象来遭遇世界的方式(即去身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外,存在更根本的方式。例如,当我们使用一把锤子时,我们使用锤子愈好,就愈忘记它的存在,更不会去注意我们是如何运用它的。这意味着,使用锤子的最根本方式是与它融为一体、不再将其视为运用的对象;同时,不借助对锤子的抽象表象来运用它。这种人与锤子互动的方式,也正是当前人机互动的目标。

海德格尔努力探寻的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即是一种非表象活动方式。"所有人的活动,无论是消释的还是慎思的,都以使定向活动得以发生的背景定向(background orienting)为前提。"[7]例如,当我进入一个处所时,我通常总是能立刻感受到一种或是庄严的、或是悲伤的、或是喜悦的氛围,而我能不自觉地与其氛围相适应。但我不是靠形成一套表象系统来做到这点,也不是靠遵循某种规则来做到这点。我依赖的是一种无法表象的技能,因为这种技能是身体化的。我可以将之搁置一边,只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由于这种技能无法符号化、规则化,所以不能成为可输入计算机的程序。以我们的"看"为例。"看"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眼睛会能动地去适应光线。"海德格尔没有为这一最基本的活动起个特定的术语。它无处无时不在,故海德格尔简单地称之为在世界中的存在。"[7]

海德格尔的缺点是:他对二元分立的解决,仍然停留在形式层面上。这导致他和胡塞尔一样,没有跳出自我的框框。梅洛-庞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形式主义,他明确提出在世界中应付自如的存在就是身体。是否存在着"在我们背后"并有力地影响我们的超验意识的因素?这个问题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起点。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思想,而主张:作为意向性活动位置的主体总已经是一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格言必须被颠倒过来,而变成"我在故我思"。我在塑造了我思。但是他更明确地指出,这个"在"就是身体。身体不仅不能被简单还原为意识的对象,身体还是意识活动或者说认知活动的前提条件。

在胡塞尔的超验分析中,身体是被意识到的客体,对超验意识不起任何作用。梅洛-庞蒂则着手阐明:是身体在知觉,而非意识在知觉;主体是身体主体,而非意识主体。知识不是不具身的心灵的产物,而是身体和世界进行互动的产物。对他来讲,所有的知识根本上都是身体化知识,都在主体与客体的联合中被创造出来。身体就是一道闸门。如果没有闸门,那么显现给我们的知觉信息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关于客体的知识。同时,身体也像一个解码器;如果没有身体,我们将无法解析任何知觉信息。例如,梅洛-庞蒂指出知觉恒常现象就要由身体的内在结构来解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持续的知觉幻象:地平线上的太阳比我们头顶上的太阳大得多,这源于对我们来说,垂直运动是受限的和人为的,然而水平运动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由于身体结构的差异,猴子的运动方式与人恰恰相反,所以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的幻象。

简言之,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是这样来打破源于柏拉图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传统的:一,认识者与被认识者并非是截然分立的;二,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或者我们的存在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者说,表象的根基是我们的身体存在。

三、技术领域对现象学的回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象学的批判被大多数AI专家们解读为是反对意见,而被弃置一边。这种情况从1996年开始明显好转。这一年,AI领域的权威期刊《Artificial Intelligence》推出专刊,发了一组评论德雷弗斯的专著《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的文章,而这标志着AI学者们在对现象学进行长期的抵制后,开始思考现象学对于他们工作的意义。2007年,这本杂志在171期推出专辑:图灵的回声:AI中的重要见解和争论,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来自美国现象学家德雷弗斯的论文:"为什么海德格尔式的AI会失败而修补它的方式是使它更海德格尔化"(Why Heideggerian AI failed and how fixing it would require making it more Heideggerian)。其他三篇论文则是AI研究者对现象学声音的回应和对AI未来的展望,而他们显然改变了已往漠视的态度,而转而开始吸取现象学的意见。

在技术领域,对颠覆表象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批判SMPA框架(即感觉-模型-计划-行动框架,其实质是:给予机器人一个以表象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模型,以便让机器人据此来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的基础上,布鲁克斯得出与现象学同样的结论:忽视身体而想完全依赖表象来得到智能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SMPA框架的本质难题在于:它与生物的实际行动方式不符。作为对传统进路的一个替换,他提出了完全绕开了表象层面的知觉模型:"我们得出了意料不到的结论(C)和相当根本的假设(H):(C)我们检查非常简单的智能时,我们发现对世界的清晰表象和模型挡在去路上了。最好是用世界做为它自己的模型。(H)在制造大容量智能系统时,表象是错误的抽象单元。"[8]他扩展了有选择的表象概念,并把知觉和行动相弥合,在行动的意义上来铸造知觉。"本质上,这个观念就是在感觉和行动之间建立恰当的、牢固的反馈回路,而外在世界是回路的媒介。我们不应该使用思考世界的原初抽象,而应该考虑做出正确举动的过程。"[8]在反表象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布鲁克斯着手设计了不依赖表象来行动的机器人。"我想制造完全自治的可移动自主体,而它们能与人在世界中共存,并被人类看作是智能存在。"[8]他将他制造的机器人称为"生物"(Creatures)。

遗憾的是,布鲁克斯认为:他的具身认知研究范式,完全是一个工程方法论上的考虑,而否定其与现象学的联系。"在某些圈子里,海德格尔作为理解存在动力学的人而得到相当大的信任。我们的进路与这位德国哲学家所激发的工作有相当的类似,但是我们的工作不是这样得到启发的。我们的进路纯粹以工程考虑为基础,而且不能作为哲学争论中的某一方的论据。"[8]但是,绝不能仅仅因为他的这个评价,就认为布鲁克斯的工作与现象学的思想毫无关系。斯坦福大学的知名AI专家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rgrad)就坦言:"布鲁克斯的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其思想背景中的哲学的轻蔑,而且他的宣称表明了在整个计算机科学和AI文化中对认知的误解。"[9]

相比布鲁克斯的成见,美国加利福尼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信息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多罗希(Paul Dourish)要友好得多。他认为要推动具身认知研究,就必须诉诸现象学。由于"计算机科学完全建立在1930年以前的哲学的基础上"[10],所以如果要推动人机互动的研究,就必须将当代哲学(他主要指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中关于人类认知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洞见结合进计算机科学。

他将人类与计算机互动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四个已经过去的阶段:电子阶段、符号阶段、文本时代、图形阶段;在现象学的影响下,他认为未来的阶段是具身互动阶段。

在电子阶段,人机互动的中介是电子电路设计。在这个阶段,计算机能做的事情是由计算机的电路构成来决定的。为了进行互动,人们需要懂得如何设计电路。在符号阶段,人机互动的中介由计算机硬件上升到软件。因为这时计算机硬件可以在像注册表、内存等功能意义上得到抽象的理解,所以原先特定的硬件组成对使用者来说变得相对次要一些了。在文本阶段,人机互动的中介是自然语言。虽然与真正的自然语言互动还很远,但是像Unix这样的命令-线索界面的确运用了许多词汇和简单语法。在图形阶段,人机互动的中介是图形,而这是目前人们最为熟悉的互动形式。与过去诸阶段相比,图形阶段让人们在与计算机互动时能够拥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图形阶段的互动是可视的。通过二维虚拟空间,图形界面允许我们通过管理虚拟空间来管理信息。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这一阶段人机互动的典范。

在具身互动阶段,人机互动的中介将要取消。在互动中,计算机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存在,而是成了人的身体的延伸,就像盲人所熟练运用的拐杖一样。这就要求制造出够把器具性缩减到背景中的计算设备,而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注意它们时就能实现目标。例如,一把好的锤子能够让我们在不注意它的情况下钉好钉子。由于这个阶段尚未到来,所以对于它的设想目前停留在猜想上。"具身是我们与世界相接合的道具,而他使得世界对我们变得有意义,......因此,具身互动就是通过与人工事实的互动来创造、操控和改变意义。"[10]但可知的是:要更好理解什么是具身互动,首先要搞清身体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而这正是现象学发挥作用的地方。

他认为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提出具身互动思想的人,因为正是海德格尔摒弃了在胡塞尔思想中挥之不去的笛卡尔主义--"正凝视着世界和看到世界中东西的、笛卡尔式侏儒的抽象的、分离的意向性",[10]并用我们与世界更基本的遭遇方式来替代它。我们不是遭遇到一个由抽象用具或无意义的感觉数据流构成的陌生世界,然后再努力让世界变得有意义和有序。实际的情况是:世界已经根据我们的存在或者说身体被结构化了。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最重要方式是实践互动。"我们已经说明,与我们最接近的处理方式不是纯粹的知觉认知,而是操控和使用事物的那种关注方式。"[10]

简言之,布鲁克斯、多罗希以及其他大量技术专家们的工作,一方面,强有力地从技术阵营内部印证了反表象主义的前途,另一方面,物理奠基对于表象的塑造作用究竟怎么理解、人机互动如何具身化,还都需要现象学对身体与世界关系的深入描述和解释。

四、结语

通过上文,不难明白现象学已经并且还将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但是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一,认知科学能否对现象学做出贡献?二,如果可以,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对于第一个问题:看看现象学的发展就可以明白答案是肯定的。认知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现象学一直是从实证科学中汲取养料的,而这可以从他们引用的大量的来自实证科学的著述中看出来。胡塞尔本人就是一位数学家,而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就是为科学找到一个严密的基础;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大量地借鉴了当时的神经科学、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施密茨(Hermann Schmitz)的新现象学,同样地也吸取了大量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的材料。

第二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从理论层面来讲,这涉及到现象学的局限性问题。因为现象学实际上还是继承了笛卡尔的主观反思的传统,换言之,特别依赖主观的东西。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现象学的分析和描述很容易陷入自我的圈圈。像施密茨这样的新现象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仍试图用现象学的办法来克服这一点,于是主观性、主观事实得到了更大的强调。在这方面,也许认知科学这样的实证科学能提供帮助。例如,胡塞尔用滞留-前摄结构(the retentional-protentional structure)来解答时间意识的难题,但是来自现象学的直觉不能充分说明滞留-前摄结构确实存在于意识中。要确保这种充分性,必须有来自实证的证据。认知科学通过对听觉模式识别的动态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滞留-前摄结构的神经机制。在认知科学发现滞留-前摄结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以后,我们深化并修正了对现象学的理解。[11]

总之,推进认知科学的研究,需要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两大领域的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也有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

注:

本文为2007年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论文。另外,本文主题在笔者于2009年6月出版的《具身认知论》一书中有更详尽的讨论。本文所指的表象主义与计算主义没有本质的差异。尽管计算主义强调对算法规则的遵循,但其根本上仍然是一种表象主义,因为计算的基本单位是表象。

参考文献:

[1] Minsky, Marvin. Why AI is Brain-Dead. Wired Magazine, Issue 11:08, 2003.

[2] Cycorp, 2007-06, The cycorp website, http:// http://www.cyc.com/cyc/technology/whatiscyc_dir/whatsincyc.

[3] Minsky, Marvin. ed., Seman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 27.

[4] Dreyfus, Hubert L.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MIT Press, 1991, 1.

[5] Dreyfus, Hubert L.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rrison H., ed., 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2, 2.

[6]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7] Dreyfus, Hubert L. Heidegger's Critique of the the Husserl/Searle Account of Intentionality. Social Research, Vol.60, No.1, 1993, 35, 37.

[8] Brooks, Rodney. Cambrian Intelligence: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w A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80-81,109, 86, 97.

[9] Winograd, Terry. Heidegger and the Design of Computer Systems, in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edited by Andrew Feenberg and Alastair Han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2.

[10] Dourish, Paul.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vii, 108, 125, 126.

[11] van Gelder, Tim, Wooden iron?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Meets Cognitive Science, in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d. J. Petitot, F. J. Varela, J.-M. Roy, and B. Pachou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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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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