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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

更新时间:2010-07-12 21:23:30
作者: 马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张謇系近代中国博览事业的开拓人之一,但过去对张謇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述不多。本文从张謇对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190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参观和参与,以及创办南通博物苑等活动,具体说明张謇在推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方面的巨大贡献及其对举办近代博览事业的思想主张。本文认为,张謇所从事的近代博览事业,不仅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观察张謇之近代“绅商”、“儒商”性格的一个绝佳视点。

  

  近代博览事业是近代文明发展和近代化的产物,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劝工会、工艺会、渔业会、物产会、博览会等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之为“赛会”。但其涵义与古时之迎神赛会或庙会又有不同,通常与近代商品经济相联系,虽侧重于出品的展陈,但也兼有促进销售,扩展市场之意。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近代博览事业还涉及到着重于教育功能的博物馆、展览馆等。

  作为近代著名的士人和实业家,张謇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中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系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惜过去限于资料,对张謇在这方面的贡献着墨不多,实有补缺之必要。

  

  一、张謇与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

  

  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

  在效法西方举办近代博览会上,日本远远走在清代中国的前面。1877年日本首开国内博览会于东京上野公园,持续3个多月,参观人数达45万多人。其后,又于1881年、1890年、1895年先后在东京上野和京都冈崎召开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国内博览会[1](p127)。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从1903年(明治36年)3月1日至7月1日在大阪市天王寺召开,参观者多达530余万人,占地10万余坪,设工业馆、农业馆、林业馆、水产馆、通运馆、机械馆、参考馆、教育馆、美术馆、体育馆等,出品数达22万余件。日本天皇及其他政要如前首相伊田博文、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等均曾赴会参观[2]。

  张謇作为晚清最重要的绅商人物,自然受到日方的重视,被邀前往参观。此为张謇首次访日。从5月28日抵日到7月26日返国,张謇前后在日本共停留了约两个月。这两个月中,除在大阪参观博览会外,张謇的行踪南至九州长崎,北至北海道,参观、考察了数十个工厂、农场、学校和其他机构,首次对日本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实际知识,也主要是通过这次日本之行而获得的。可以说,癸卯东瀛之行乃张謇近代博览思想和事业的实际起点,对张謇以后的实业活动和地方自治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东游访日的动机,张謇曾明白无误地说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划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此时即拟东游考察……今年正月,徐积余自江宁寄日本领事天野君博览会请书来,乃决”[3](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张謇日记的记载,张謇一行抵达大阪的次日(注:张謇系于阴历五月初一日由神户乘汽车到达大阪,下榻高丽桥清宾馆,该宾馆系由当地华商集资租赁,专门接待前来参加博览会的中国官员和绅商。),即前往天王寺参观博览会。顺次参观了美术工艺、矿冶机械、教育、卫生数馆。认为:“机械、教育出于学校生徒制者,最可羡慕。美术以绣为最精,画平常,不足张也。”从张謇第一天参观的日记看,他对中国参与此次博览会的情形甚为关注,留意到这次博览会专门设有参考馆,陈列各国的出品。中国置办物品前来参展的仅有江苏、湖北、湖南、山东、四川、福建六省,但展品多为古董,如“鄂品有汉瓦当、唐经幢”等,张謇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些古董应当摆在博物院供人参观,而不应当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劝业以开来,而此以彰往,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张謇还对中日展陈情况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不如日本,指出:“日人自明治十年,始以官帑经理民间农工实业为第一会,此后十四、二十三、二十八年续举二、三、四会,增长发达。自二十八年始,皆先于各府、县、郡设小会,以摩砺之,非精能者不以入大会。良工不示人以朴之道也。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时隔一天,即阴历初五日,张謇又前往博览会参观,专门考察博览会中的农林馆。他注意到,日本农业进步甚速,所产赤豆、黄豆、大小麦都有“大倍于华产者”。在参观北海道开垦图时,张謇特别将他在通州、海门的垦殖事业同日本人伊达邦成、黑田清隆在北海道的垦殖事业作了一番比较,颇为感慨地议论道,“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致力于北海道也最有名。然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宁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者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是则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福命,为不可及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类似的感慨,在张謇的此次访日中还不时有所流露,他感到在中国提倡实业,发展工商经济,其难度真是远大于日本,很少得到当权者的实际支持,一般士大夫也不屑一顾,“如张单弦适旷野,因未有屑听而悯我一日之劳也”[4](p115)。又说:“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之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日本,不仅官商之间分工明确,且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尽管在政商关系问题上,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殖产兴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成功地召开一次又一次劝业博览会,不能不说与明治政府开明的产业政策有极大关系。

  通过参观博览会,张謇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留下了最为集中和深刻的印象。标志当时科技进步水平的电和电灯对清代中国而言还十分稀罕,但在日本已很普遍,大阪博览会非常突出地展示了日本在工业动力革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张謇日记在这方面也有生动的记载:十一日“……饭后与伯斧观博览会机械馆。是夕为日人金曜日,会场内外电灯尽张,士女阗塞衢路,履声如万竹齐裂。水帘亭以七色镜旋转,现虹霓之色,于光学颇有发明。村井兄弟市孔雀标纸卷烟,有声架一楼四层,自上澈下,电灯约千计”[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关于日本在工业方面取得的进步,日记中记载:“复至博览会观工业馆,织业最良,制箴最精,箴即华人所谓蔻。他如织席、舂米、制面、榨油、炼糖、卷烟、吸水、造磷寸之机无不具者”[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从张謇日记中不难看出,张謇在日本参观博览会时,除抱有全面了解日本政经、工商和教育发展情况外,始终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更为有力地推进在家乡南通所推行的乡村自治和各项建设事业。在这方面他的观察可以说是非常之细致,用心也特别良苦。如第一天参观博览馆,他就对南通的一些优良物品没能拿到此次博览会上来展出,感到非常遗憾,“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不有朝鲜,不知孰殿”[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日)。五月十五日再游博览会水产馆,又联想到南通记道:“午后看博览会水产馆,通州可参酌仿行者,唯十胜川之鱼篽。滨名湖之鹜池,若养蛎法采自厦门,不知宁台之产也。宫城之盐,其第一等与余吕东同,不逮吕四也”[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为了发展南通的盐业和农业,张謇还于五月二十八和二十九两日接连前往博览会水产馆和农林馆考察,关于日本的盐业,他记录道:“其有模型可见者,一兵库县姬路市大野町,一香川县木田郡泻元村,一爱媛县越智郡令治町,一广岛县松永町田沼,一冈山县浅口郡玉岛町。独味野村有盐品而无模型。欲尽观之,以广参考。”在农林馆,张謇主要是想为南通的农垦事业购置一些农工应用器具,“拟购大犁、中犁、小犁、及耙土、播种、割麦、脱粒、tì薙草、翻草器具各一,工具中拟购织布、缫丝、织绸、织席、綯绳、吸水、精米、造烛器各一具”[3](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1903年在张謇的实业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自1894年以“大魁天下”的状元身份“下海”以来,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已初现端倪,借开博览会之机东游日本,不仅使张謇对博览会这一西方文明的产物有了切身的了解,而且以此为契机真正了解了日本社会,见识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实际发展。稍微作一统计,就可以发现在短短两个月内,张謇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日本各地,看到了许多他急于了解的新事物,获取了许多他急于得到的新知识。除博览会上的各种见闻外,张謇认真考察过的还有:东京、大阪等地的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农商实业学校;大阪的工厂、造币局、港口、铁工所、银行;静冈造纸厂与凿井事业;东京活版制作所;北海道制麻工场、育种场、牧牛场;仓敷盐田,等等。

  张謇在日本所关心者,实际也就是他在国内又特别是在家乡南通所正在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各项建设事业。这些事业在1903年至1911年间陆续兴办的有:1903年创设的盐业公司、渔业公司、垦牧公司分场;1904年创设的铅笔公司、日本式试验盐田、轮步公司、内河小轮公司、印刷局;1905年创设的工人艺徒学校、商船学校、初等小学校;1906年创设的冶铁公司、酒厂、农事试验所、铁路学校、法制讲习所、土木讲习所;1907年创办的大生分厂;1908年创建的玻璃公司。还有历年所创办的各种初等小学堂,等等。可见,张謇在日本期间的所见所思,多与他在南通所要实现的地方自治和乡土建设的宏伟蓝图有关。东游日本参观其国内劝业博览会,成为张謇实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张謇与190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

  

  渔业赛会属一种专门性的国际博览会,与包罗万象的万国博览会有所区别,其功用主要是交流、传播各国在养殖、捕捞和鱼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知识。晚清中国参加国际性渔业赛会共有四次:1906年意大利米兰赛会中的渔业分会;1906年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渔业赛会;1907年在比利时的安凡士举办的渔猎赛会;190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万国渔业赛会。张謇所参与策划和指导的正是中国首次参与的意大利米兰赛会中的渔业分会。

  先是意大利驻中国使馆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请中国派人参加该国拟在米兰举办的渔业赛会,照会中说:“本国于1906年拟在秘拉喏(即米兰)地方设立赛会,会中特有渔业分会,今接本国政府谕请转咨商部并海关总税务司,通知各省及通行水路各地方官出示劝谕,或渔业公司渔人,均行参加”[5](p63-64)。商部接到外务部转送的照会之后,发函与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办理。结果,在南洋大臣周馥的举荐下,由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张謇出马策划参与此次渔业赛会(注:《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2-20-8-1(该档案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謇根据1903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后,对此次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政策的转变。

  其一,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张謇认为过去中国商人参加历届博览会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委派洋人操办,政府很少参与,难以调动民间参赛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赛会自光绪二年奥国维也纳之会始,继是有费尔特之会,巴黎、伦敦之会,皆任税务司为之,不措意也。至西历一千九百年巴黎大会,乃于会场自建会亭,费帑十五万,仍任洋员为之。”(注:“自光绪二年”始有误。中国参与各国赛会实际上始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后来民间士大夫和政府稍加留心,效果便大不同,“光绪二十九年大阪之会,安南、东京之会,士大夫乃稍稍措意,京师之景泰兰得超等文凭一纸于东京。三十年美之散路易斯会,政府重视,特派伦贝子往”[3](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所以,张謇竭力主张此次渔业赛会一定要合官民之力,“七省设一总公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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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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