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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0-07-06 22:49:20
作者: 曹树基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嘉庆《大清一统志》等四种文献所载数据的分析,证明施坚雅在《四川通省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坚雅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关 键 词】1812年/四川/人口

  

  一、问题与思路

  

  施坚雅《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注: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301页。)是关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研究的力作。这部长篇论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一个认真的整理和辨伪。施坚雅指出《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数据差错主要是由以下三种错误所构成:其一,统计中的差错;当用计算机进行的加总工作和原数据不一致时,就意味着原数据出现了问题。其二,与20世纪的数据比较,可以得知1887年大多数县级人口记录总数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其三,1822年的数据要比1887年的数合理得多,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即1812年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台湾学者刘铮云最近对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以下简称《乾隆民数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版。)。这份民数册与施坚雅所分析的9本民数册属于一个体系。 刘铮云的分析证实以下三点:其一,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的造报过程是相当严谨的;其二,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项指标看,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据要比道光以后好得多;其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及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得与我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成长率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虽然施坚雅对于道光以后9 本四川户口数册的分析是成立的,只是他基于这一分析上的一些推论则是大有疑问的。比如说,他认为四川户口数据的编造是自嘉庆以后开始的,即嘉庆十七年《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据是准确的,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一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因此,对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的分析构成本文的重点。

  地方志系统的户口数据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完整的四川分县户口数见于嘉庆《四川通志》卷56《食货·户口》。该书列出分县户数和男、女性人口数及人口总数。笔者用计算机对男、女性人口进行加总,所得结果与原书中的分县总人口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原书在加总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错误。然而,数据加总过程中的正确无误并不能说明数据的来源也是正确的。

  绝大多数府志、县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前后的户口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为小,有的数据相差不多,有的数据相差很多。这一现象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有误,一是府志、县志的记载有误。嘉庆《四川通志》出现误差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当所载嘉庆十七年的口数超过1953年的人口数时,我们可以断定嘉庆年间的数据是夸大了的。在未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嘉庆时期的人口总是要少于1953年的。府志、县志记载出现错误的明显标志是,与1953年人口数相比,嘉庆时期的口数过少,以致于从嘉庆年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太高。

  刘铮云所讨论的《乾隆民数册》所载即姜涛所整理的清代户部《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注: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435页。)。如上文所述,根据分县数据,刘铮云已经怀疑乾隆六十年四川户口数可能低估。本文重点讨论川中区和川西区的数据,还将从制度的层面,解释乾隆六十年数据的意义及寻求判读的方法,并对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作出推测。

  

  二、川中地区的花户与粮户

  

  嘉庆《四川通志》中有关川中地区各府及各县的户口记载,既比《嘉庆一统志》所载为低,又比各县志所载为高。兹以重庆、泸州及叙永厅、资州等地为例,分析如下。

  

  (一)重庆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1。

  表1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重庆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的(1812年) 1953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 户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重庆市                         1772486

    巴县     75743   218779   2.9    121     879378        17.9

    江津     47551   199115   4.2    105     971838        11.3

    长寿     38708   154023   4.0    108     543095        9.0

    永川     30148   107702   3.6    114     501044        11.0

    荣昌     33381   93598   2.8    109     431029        10.9

    綦江     35259   108215   3.1    110     570617        11.9

    南川     33538   149562   4.5    118     390196        6.8

    铜梁     61919   297264   4.8    118     512491        3.9

    合州     83154   187357   2.3    124     959326        11.7

    涪州     56821   260746   4.6    108     798710        8.0

    大足     33793   117561   3.5    107     504523        10.4

    璧山     38470   151022   3.9    109     387979        6.7

    定远     53688   168823   3.1    108     436946        6.8

    江北     37990   152039   4.0    105     719134        11.1

    合计    690163  2365806   3.4    112    10605941        10.7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户口》。

  说明:1953年合川县人口中包括合川市人口。嘉庆十七年铜梁县户口数中包括安居县,涪州包括武隆县。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户数为95.8万,口数为301.8万,远远超过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乾隆民数册》载重庆府户数为34万,丁口数为133.3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比较,户数为49.2%,口数为56.4%。县志系统的数据如果不是照抄嘉庆《四川通志》中数据的话,就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的低许多。《嘉庆一统志》、《乾隆民数册》及县志与嘉庆《四川通志》不属于一个系统。

  从表1可见,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綦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9%。这一较高的增长速度表明嘉庆十七年的綦江口数不可能高估。然而,另外两个系统的数据较其更低。道光《綦江县志》卷2 《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只有7880户,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全县仅有10004户。《乾隆民数册》载17347户,63379丁口。 《綦江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数据更无法令人相信。

  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江北厅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见表1),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相当高的,故嘉庆十七年口数不可能高估。 其他两个系统的口数更低。道光《江北厅志》卷3 《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仅有20626户,男妇91714口;还记乾隆六十年17105户,75744口;《乾隆民数册》载19486户,84832丁口,均无法令人相信。

  据表1,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定远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民国《武胜志》(即清代定远县)卷4 《田赋·户口》记载嘉庆十六年只有20156户,31223丁,乾隆六十年11924户,27897丁;此处的“丁”已不是人口。《乾隆民数册》载19836户,83466丁口,只及表1 所列的半数左右。

  同治《璧山县志》卷2 《食货·户口》载嘉庆十七年“实在承粮花户”共24372户,人丁61492。《乾隆民数册》载21781户,71852丁口,县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县志所载“人丁”非人口。以户数计,17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6‰。此与嘉庆十七年至1953 年璧山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相近。

  民国《涪州志》卷6 《田赋志》称“清花民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九户。康熙六年归并武隆花民四千五百一十五户,总计二万零六百八十四户。因欲轻赋役而隐蔽,上下相欺,非其实也。自免丁税并入田赋,乾隆五十年“户”至58436,“丁”至129786,户均2.2丁。《乾隆民数册》载52549户,154687丁口,户均2.9丁口。虽然数据有所不同,《涪州志》与其同属一个系统。据表1,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涪州(含武隆县)户数为56821,口数为260746,户均4.6口,性别比108,均符合标准。对比可知,民国《涪州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丁”或“丁口”不是人口。按照同样户均口数,若以《涪州志》所载为准,乾隆五十年有26.9万口,以《乾隆民数册》为准,乾隆六十年则有24.2万口。两个年份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5‰和7.6‰,将清代中期至1953年涪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应该是合适的。据表1,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涪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在涪州,三个系统的数据大体是吻合的。

  民国《涪州志》记载嘉庆十年户数为45616,丁为166007, “户小于前者一万二千有奇,丁多于前者三万有奇。盖不征丁则当经手曹吏随意增减之,视为具文,亦非其实也”。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因为,此处的涪州指的是不包括武隆县在内的涪州,而以上分析的涪州户口数包括武隆县在内。乾隆年间武隆并于涪州,并未单列。

  如果将《乾隆民数册》的错误全部理解为是因户均口数过少而引起的错误,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乾隆民数册》所载重庆府户均丁口数已达3.9口,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重庆府户均口数只有3.4口。我怀疑在许多县,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数都是不完全的,即只记载了部分人口,而未包括全体人口。

  光绪二十年《永川县志》卷4《赋役·户口》称:“勘乱初, 流亡甫集,烟火尚稀,其后休养生息,日益繁滋。除编审复业外,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准其入籍考试,是以永之民籍有老户、新户,而乐普、太平、来苏各乡,皆分为二焉。老户所隶之乡则老乐、老太、老来是也,新户所隶之乡则新乐、新太、新来是也。惟安贤里编户加多,仍合为一。各乡新与老错处,一体耕输故通谓之‘粮户’。其无粮者人同土著类,不一而足,故通谓之‘花户’。花户未登县籍,粮户之册又往往数家而一名,乃遵行保甲(雍正八年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挨资编联,每团数十百家不等,则通谓之烟户。就烟户计之,斯丁口之多寡于是乎可核矣。”在这一记载中,有“老户”、“新户”、“土著”、“烟户”的不同称呼。新户是清代迁入的移民,老户即是土著。粮户是承担赋役的民户,包括新户和老户,不承担赋役者被称为“无粮者”,称为“花户”。大量的“花户”应属佃农阶层,他们是不登载于县籍的。粮户之册“往往数家而一名”,是一种与土地相关的业主名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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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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