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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更新时间:2010-07-01 22:35:46
作者: 曹树基  

    

  【内容提要】本文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研究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关系。在广州采取传统鼠疫应对方式的同时,香港与上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促进了两大城市以及中国海港城市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媒体有关政府角色的讨论,已经意含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否定。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

  【关 键 词】1894年/鼠疫/《申报》

  

  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关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许多调查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广东鼠疫防治机构主持的医学人类学调查已经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广东各地的流行情况,其中包括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注: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广东省鼠疫流行史》,载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1980年,第1455-1680页。)鼠疫专家冼维逊广泛征引文献资料及口碑资料,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详细的描绘,并对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 )饭岛涉依据洗维逊的研究,将广东地区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国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注:饭岛涉:近代东ァジァにおけゐぺストの流行について,史潮,新29号,1991年,第26-29页。)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鉴于有关疫情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所以,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有关广州城市赈济、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当局的医疗卫生政策方面。(注: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19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1-149, 139-140, 144. )赖文、李永宸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的细节仍有兴趣,他们根据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就此问题加以专门的探讨。(注: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李玉尚则从民间百姓、中医医生与政府官员三者应对鼠疫的措施入手,探讨中国近代鼠疫的应对机制:1894年的广州鼠疫流行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注:李玉尚:《中国近代的鼠疫应对机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迄今为止,就1894年广东省鼠疫流行的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研究的盲点,已有的成果足以为我们描绘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上述诸位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中,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申报》不但有广州鼠疫疫情的详细报道,而且对香港的疫情也有大量的连续的报导。不仅如此,由于香港—上海之间贸易的频繁和联系的紧密,使得岭南的疫情有可能通过商船向上海传播。这样一来,1894年广东的鼠疫流行不仅局限于广东,事实上也构成对上海的威胁。以香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至少还包括厦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鼠疫流行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跨越地域社会的巨大的国际化的商业网络。正是由于这一点,《申报》对于两地疫情的报道,经历了从一个遥远的旁观者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的转变,其间的态度及立场的变化颇耐人寻味。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关鼠疫流行过程中三地关系的清晰图景,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种种细节与曲折。

  对于研究者而言,《申报》的相关报道还提供了一个有关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观察角度,即历史事件记载方式的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依照这一观察角度,本文不仅可以讨论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历史是如何被记载下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被记载下来的问题。站在事件记述者的立场重温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历史真实,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及更富弹性的思考。兹根据1894年《申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论述如下。(注: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也有相关报道,但零碎不成系统,兹不讨论。)

  

  一、旁观者:纪实与猎奇

  

  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2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2月~5月发生小流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的记载出自奈尔斯(Mary Niles)1894年的一篇报道。是年1月16日,奈尔斯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他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膊160次,并有瘀斑疹。文章中特别提到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 )

  威尔士(J. F. 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见于3月1日的当地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 )同年上海《申报》登载的消息要晚许多,4月15日《申报》开始出现第一条报道: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盛矣。(第46:645页)

  这则消息虽然提及城厢,却不以城厢为主要报道对象。某乡死人之多,情景悲惨,成为作者主要报道的内容。4月24日及以后的疫情消息完全转入广州城中。报道称:

  广东自本月初一日起,大雨滂沱,雷电交作,气候稍寒,方谓疾疫可以消除矣。讵料近日传染更多,死亡尤甚。城西洗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业已分居,是日闻兄作古,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吁,惨哉。(第46:707页)

  在鼠疫流行的资料中,有关患者速亡暴亡的记载最多。《申报》也不例外。4月29日的消息名为《时疫盛行》,除了“统计疫毙男妇约共一百三十六名”外之类的记载外,又有同样的报道:

  中有回教人某甲,年约二十余,为人挑水,自食其力。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又城内北横街叶姓妇,生有一女,归黄某,已育一子,年将就傅。去月杪,叶妇病故,家内无人备办丧事,其女遂偕于归家,即为母料理一切。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知,无敢过问,厥后殓殡等事,均请外人代理。吁,惨矣。(第46:739页)

  5月9日的报道题为《时疫可畏》,内容如下:

  羊城日前有甲乙二人,年约三旬,衣履整洁,同行至十三行地方,倒毙于路,经旁人多方救治,终觉无效,旋由亲属将尸领回,备棺收敛。又一妇怀抱幼子,行至归德门,猝染疫症,倒地毙命。然妇虽死,而怀中幼子仍呱呱而泣,竟亦无恙云。(第47:59页)

  以上四条报道虽然都可称为纪实性报道,但在具体情节上已有夸张的趋向。与此同时,身处疫区的记者还不断将大疫中的情节曲折的“故事”披露出来。4月29日的报道称:

  又同仁里有某乙,娶妻数载,育子八龄,初五晚约近三更,其子忽发狂疾,一似邪魅相侵。于是将其子舁至飞来庙口,席地而睡,冀可驱除。不料延至四鼓,子即瞑然逝世。母以哭子情切,不觉风痰大作,昏晕倒仆,奄奄一息。(第46:739页)

  以上的描写绘声绘色,似如亲眼所见,极尽想象与夸张之能事。在《申报》的记者看来,一般性的报道已经不足以引起上海市民之兴趣,或者说,在《申报》的主编看来,内容相同的报道可能无法吸引读者,他们都需要有更为刺激的消息。同一日报道中的下一个“故事”充满传奇的色彩,神鬼开始登场了。

  又洪恩里等街,传说有疫鬼作祟,每当夜静之际,常有砂石由空飞下,居民疑系疫鬼为此伎俩,以觅替身。于是一唱百和,各延羽士,讽经超度亡魂,一连数日,迄无效验。爰于去月杪,恭舁洪圣各神巡游街道,迄今叠沛甘霖,雷驱电掣,想疫症自当稍减矣。(第46:739页)

  事实上,并不是记者相信鬼魂是真,而是疫区百姓开始求神弄鬼了。抬神巡游,叠沛甘霖,以至于记者本人都相信疫情可能因此而减缓。此后,类似的报道大量出现,引人入胜。

  另一类报道显得轻松一些。5月7日的报道题为《粤试杂闻》,讲的是一个贺喜与吊丧几乎同时发生的故事,颇富戏剧性:

  三月十九日考南海文童。该邑人才众多,为一府之冠。学宪于五鼓时即放炮,开门点名,至下午四点钟始点竣。是日适值大雨滂沱,昼夜不绝,各童莫不带水拖泥,淋漓尽致……某文童年少才富,声名藉甚,现蒙学收入黉宫,贺客盈门,极形热闹。讵昨日出外购物,染疫而归,俄顷之间,竟登鬼录。于是贺者在门,吊者又在室矣。(第47:43页)

  文章中已不见作者的悲悯,只有新鲜与好奇。来自疫区现场的报道者继续搜集此类报道,以满足上海市民的好奇心。5月21日题为《岭南琐志》的报道讲的是广州城保甲总局某官员蛇影杯弓,无事生非,无病疑疫的笑话:

  城内保甲总局自陈厚斋观察以疫逝,局中兵役相继毙命者,实繁有徒。某日总办钟镜人观察亦忽尔违和,蛇影杯弓,颇深疑惧。幸一时小即旋获安全,刻下仍宽请假期,不敢到局视事。(第47:143页)

  《申报》记者对于疫区新闻的搜集,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从上引资料来看,除了最初的几则报道属于纪实以外,大量的报道均着眼于猎奇。其中,酬神赛会类的花边新闻尤多,兹不一一列举。5月7日,纪实意义的报道重又出现: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初由东关、南关、新城,递及于城内。其时天久不雨,咸以为亢旱所致,乃三月以来,旸雨应时,阴阳和会,似疹疠可以潜消,人民自能康乐矣。讵传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厢内外,到处皆然。西关连登巷烟户无多,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死者计共数十人,十室九丧,哭声偏地,其余各处,大略相同。棺木店昼夜工作,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顷刻即毙,多有不及医治者,故医生药店,反形寂寂。(第47:44页)

  在《申报》的主编眼中,纪实性的报道似乎不如花边新闻重要。版面的安排可以反映《申报》的倾向:遥远的岭南流行的鼠疫,对于上海的读者来说,是那么陌生。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带有猎奇心态的旁观者。

  香港报纸当年对于广东鼠疫的报道可以从《申报》的转载中窥见一斑。一条花边新闻见于5月17日《申报》,在《西人言疫》的题目下,有记载称:“初六日香港西字报则云:粤省时疫,日甚一日……”。内容是广东某家全家八口,一日之内,死亡七人,只存一女孩。有小偷乘机掩入,女孩答应以全家财产作为偷儿办理七人后事之报酬。当偷儿从市中返回,女孩倒毙,“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第47:115、116页)香港报纸也有猎奇的爱好,只不过报道的是广东而不是香港。

  6月11日,《申报》在《西报言疫》的标题下也有一段关于香港的花边新闻:

  香港某甲,东莞人也。一日有青衣小婢死于疫,甲不以为意。迨二十六日其子为疫鬼所缠,翌日女亦同病相怜。甲遂将子女舁往玻璃局医院调治。既而甲命仆妇入室取物,久而不见其出,往为查视,则仆已倒仆地上,口流涎沫,气不绝者如缕。遂复报知医院,舁往医治。(第47:293页)

  通览1894年《申报》所引香港报纸对于本埠疫情的报道,少有猎奇性质的内容。本则报道的主旨是希望香港居民要重视疫情,有病及时前往医院治疗,切勿错过病情。这一报道与《申报》对于广州疫情的猎奇仍有不同。

  

  二、当事人:预防与预后

  

  5月15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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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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