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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平:社会转型和社会失范——谁来制定规则和遵守规则

更新时间:2004-07-05 10:51:09
作者: 樊平  

  

  一.失范: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社会活力。人们的发展空间扩大,选择机会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与此同时,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现在社会秩序变得不稳定了,社会规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无视规则、冲击规则、亵渎规则、曲解规则、甚至自立规则屡见不鲜,“失范”成为转型社会的一种突出社会现象。

  

  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失范表现为各种类型:

  

  一是个人行为层次的失范。个人行为层次的失范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可能完全杜绝,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成员中都相当普遍地表现出来。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和非市场领域,从盗版光盘到伪造名牌大学毕业证。掺杂使假、偷工减料,坑害消费者;垄断货源,欺行霸市,扰乱市场,扰乱流通秩序,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造假币扰乱金融,造假酒喝出人命,性骚扰成为职业场所一个游荡的幽灵,有些地方重新出现“纳妾”现象。社会失范也创造着新的需求,带动了生产,如安装防盗门,从企业统计看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从国民生产总福利增长看是增加了社会成本,是一笔额外的、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本来可以节省的投入。制止这类现象的法规有,队伍有,责任有,但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二是法人层次的失范。法人层次的失范与社会制度建设有直接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失范的母本是法人失范。典型表现是:信用领域的三角债;生产领域和销售竞争中的不规范行为,如冒用商标非法生产;违法经营,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状态尚未根本好转。即使在北京西客站这样的重点工程也在劫难逃,在施工材料和监督验收上作手脚,以致玻璃砸伤旅客,釉砖脱落,热力阀门是不合格产品,1998年审计发现,是二百多条“蛀虫”造成这样的内伤。还有更胆大的,九江修筑长江大堤竟然用竹筋代替钢筋作为混凝土框架,自以为人不知,殊不知天知,1998年7、8月间的长江洪峰一冲就垮,被朱总理怒斥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以部门、企业和小群体存在的法人失范现象成为当代社会的一道诡异风景。

  

  三是规则之间的冲突。突出表现是部门和条块的规则之间相互冲突,对于失范的认定出现多种解释和异议,甲部门根据a法规b条c款认为是违规,乙部门则根据x文件y条z款认为没有失范,条文依据打架。在检验市场出售的药品合格证方面,在市场工商检查方面,在城市清理违章建筑方面,这类情况屡有发生。农村土地依法归村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是指村委会,还是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双方直至各自最高行政主管部门都发生过激烈争论,从学理解释、行政解释一直追溯到立法解释。但是当立法解释也一时说不清时,问题就简单了:实力乃至武力解决。1998年山东和江苏对某海岛一片海域的管辖权争执不下,在规则竞争几个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已经发展到看谁横了。

  

  规则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和分管部门自行制定“土政策”,解构和重组上级政策和规则。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此类失范的标本,其一是明知故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让砍树我偏砍,不让围湖我偏围,文件在你手里,资源在我手里,合法性在你手里,使用权在我手里,你奈我何?其二就是“变通”。转型社会时期“变通”这个词太值得研究了。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领域起决定作用的地方性知识中,“变通”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测量社会资本、解释行动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刘世定教授将“变通”定义为:在制度实施中,执行者在未得到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通过改变制度的正式程序的情况下,自行作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些部分的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变通后的制度与原制度保持着形式上的一致,“形式上的一致”是指,有时包含明确的操作性内容,有时则仅采用和原制度相同的话语系统,并受与这套话语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1]。为了社区利益,乡镇政府可能变相对抗上级政府的指令,认认真真地糊弄,扎扎实实地扯皮。保护江河流域防止环境污染,中央明令流域地方关停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地方利税收入,化零为整,将若干小厂合并为大厂,“变通”变非法为合法。社区利益还表现在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在税收问题的共识上。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雇佣一些会计作帐逃税是常事,但是有的乡镇政府允许乡镇企业具有两本帐来少交税,则可以说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2]。据统计,中国当前每年逃漏税收1000亿元,约为当年税收的1/4。这与地方政府默认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有关,因为逃国税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利。私营企业发展也存在权钱交易中的逃漏税,双方得利,国家受损。目前私营企业发展迅速,统计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其中有产权明确的激励,也有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和偷漏税的不平等竞争因素。

  

  四是执法机构的违规。即规范实体、规范程序与实施主体操作之间的冲突,大白话就是“执法犯法”。严格讲这不属于“失范”,只有外部行为才有资格构成失范,内部行为具有合法性的全部形式象征,内部违规属于合法性的内部冲突,属于僭越和“割据”。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仍然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循私枉法。有的个人说了算,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意决定拘留或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做出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干警作为他们搞强迫命令和以权谋私的工具。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本来规定是绿化的地区,转眼间盖成了停车场。山西交警在公路上任意罚款,随意定额;储户在山西某地银行的存款不见了,行长翻脸不认帐。执法人员刑讯逼供,直至闹出人命;1998年9月1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导,江西抚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反过来贪污,作假帐通过了集体研究并得到了市院检察长的默许。以至有说法,“执法犯法”是最大的失范。这些很容易引人们的不满和对社会规范的失望情绪。

  

  失范的破坏性和后果的程度,相对更取决于违规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领导者的违规、执法者的失范,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失范其影响要大得多。当代中国的社会失范往往和官员表现有关。在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横行乡里,有的人在振兴当地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就以此为资本,欺压百姓,他们的个体行为性质,类同于旧社会陕西关中地区利用超经济手段剥削的农村恶霸和四川的庄园主。国家规定农民交粮户交户结,他偏偏户交村结,以对着干为能事,其乐无穷。陕西一位寇副县长因为不同意女儿与农家小伙谈恋爱,在小两口领取结婚证出走后,授意县公安局抓来男方父母,将农家老汉殴打致死。山东泰安的胡建学会上反腐败,会下搞腐败。北京陈希同、王宝森大官搞腐败的例子影响更恶劣,起诉他们的诉词为“奢糜”,即“奢侈”和“糜烂”,和此类“失范”相比,偷窃和抢劫就太不够意思了。

  

  五是职业角色失范。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职业分化明显,在现代社会的常规发展时期,职业是维持纪律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基本保证。从统计意义而言,失范者往往是没有职业者,即社会的边缘人。但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今天,职业威望等级有大众认可的等级排序,但并不能保证上层职业者的普遍恪守意识,双重人格成为常见现象。医护人员工作时漫不经心,作错手术打错针,深圳一个医院配制的消毒液比规定标准稀释10倍,造成众多患者伤口感染;有的客运部门与社会闲散人员联手倒票,面对摄象镜头睁眼说瞎话。国务院明文规定不许乱批用地,有的地方土地部门就化整为零,一个项目多文批复;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利用行业垄断搞行业不正之风;等等。职业失范的最大危害在于损害职业形象,破坏了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基础。

  

  在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应该成为社会规范的护花使者,但是现实中意识形态文化的传统神圣领域正在崛起一种解构势力,以“痞子文学”“痞子学术”为标志,一批精英型混混儿应运而生,他们以对规范的挑战为能事,以亵渎一切神圣价值为快感,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将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简单称这为“码字”,这种将意识形态职业等同于“拆字卜卦”的表述已经不是个人谦虚,而是在贬低知识分子的职业尊严,消解知识分子的自律精神。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在市场经济中和计划经济中获益都不是最大的,因此知识分子能够从现实地位上体现社会公正和终极关怀,历来社会声望都较高,“知识分子的墨水应该象血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拿破仑在行军时就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体现着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和重视。现在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行为中失范相呼应,文化和学术部门也有“蝼蚁”行溃堤之举。知名学者以剽窃煌煌大词典而真正知名,上海一位大学教授、博导的博士论文竟是抄袭的,这对这位学者,对他的导师,对他的博士论文评议会各位委员都是一个讽刺。

  

  学者的研究对象固然并不必然表现学者的品格,正如描写和研究流氓不等于作者就是流氓,但学者与他们研究对象的角色和社会功能的价值认同、欣赏关系就直接表现着作者的品格,这里拒绝价值中立,否则就无法解释作家和学者自己对于描述和研究对象的关注旨趣。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感觉至上主义者宣称,“一切都可以触摸!”,如同阿Q嚷嚷要摸小尼姑“伊那青青的头皮”。连传统农村的农民都懂得,有的东西属于行业图腾或者文化禁忌是不能触摸的,摸了是要遭报应的,“木匠的斧头瓦匠的刀,乞儿的食袋大姑娘的腰”,倘若村里无知顽童在村庙里菩萨像后偷偷滋尿,是要被大人打板子的。对于社会规范没有敬畏心理,快感至上,亵渎神圣,这样的文化表述有意无意地为行为失范提供了“理性”的心理铺垫,软化着理性堤坝,加重了社会行为的失范危机。

  

  在事例枚举之后,我们看一下统计数字:

  

  (一)在经济领域中,违规现象相当普遍。1.在订立和履行经济合同中,违法行为大量存在。有的在签订合同时不依照法律规定办事,有的在合同中订立违法条款,有的在履行过程中严重违约。据估计,我国每年签订的经济合同在7亿份以上,而合同履约率仅有70%左右,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经济案件(其中主要是经济合同案件)持续上升,由1986年的32.2万件增加到1990年的60多万件,1996年达到137万余件。2.严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偷税、漏税、抗税现象普遍存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国有、集体企业偷漏税面约占50%,个体户偷漏税面约占80%。3.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法规的行为普遍存在。如挤占挪用国家专项经费,乱报成本,虚报亏损,截留利润,隐瞒财政收入,越权违纪减免税收,转移或侵占国家投资,滥发实物奖金,请客送礼,公费旅游,乱购专控商品等等。1990年1一l1月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了20多万个单位,在查出的违法违纪金额中已上缴国家财政的就达27亿多元。

  

  (二)《森林法》实施以来,哄抢盗伐、滥伐林木现象屡禁不止,林业公安机关受理的各类森林案件连年上升,无证采伐、不按规定采伐和超限额采伐的违法行为相当普遍,致使全国用材林的蓄积平均每年出现近一亿立方米的资源赤字。

  

  (三)建筑市场的混乱现象已持续多年,它一直是经济犯罪和腐败堕落的热点部位。一些建筑单位不遵守工程建设程序,不履行项目立项、报建手续,变相提高工程建设标准,随意扩大建设规模,不按规定招标发包,私招滥雇,索贿受贿,压级压价,强行让企业垫资承包。无证设计,无证施工,越级承包,层层转包,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等。据1996年几个省的统计表明,建筑工程中流入小团体和个人手中的回扣款一般占工程款的1-5%,多者可达10%。吉林、湖北等省建筑领域违法案件占到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的37%以上,襄樊市近几年中查处的严重违纪索贿案中有70%与工程建设有关。

  

  (四)1996年查处大案要案的工作有新进展。1995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63953件,询私舞弊、玩忽职守案19732件,查办犯罪人员12835人,挽回经济损失49亿多元。

  

  列举统计数字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大众是用什么语言来评价的。现在的大众意识似乎已将失范这种“偏离状态”作为一种常态来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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