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相当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文革结束以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十分罕见），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现在，由于你介入这个论辩，我以为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无论对舆论，无论对学界，都会充分表达你的严肃和公正。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想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是否还能服众。

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争辩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我想应当在这里提及，你的谈话有一点和近来媒体的言说不同，就是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亚洲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当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个发言同时，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这个发言最近又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与宝贵意见，谨此致谢”。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做也有些具体的困难，例如，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论争平台，就很麻烦。鉴于我们彼此都明白的一些原因，也鉴于中国的大学和学界问题丛生，种种学术腐败已经深入肺腑，为此，选择一个合适做这样活动的平台，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如你赞成这个想法，还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大概是九三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去看你，那时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钦佩，更为你的学术热情深深感动。蓦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光阴悄然飘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是个好地方，宜居，易读书，唯夏日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

顺颂

夏祺！

李陀

2010年6月9日

附《东方早报》：“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

“汪晖事件”升级 李陀发《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建议其撰文将论争表面化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有一段时间里媒体和学者对此事件关注度开始下降，原本以为此案又会不了了之，但随着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通过接受内地媒体的采访介入“汪晖涉嫌抄袭”讨论，“汪晖事件”再次被媒体和学术界强烈关注。昨天，学者李陀向早报记者独家发来完整版《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他就“是否涉嫌抄袭”、如何就此事进行论辩以及广泛的思想学术论争，发表了个人观点。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李陀建议林毓生

分析辩驳“争论”

6月10日起，在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封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信。昨天，经早报记者向李陀证实，该信确为其所写，但网上流传的只是一个初稿，也不知怎么流传出去，而给早报记者的这封公开信为最终定稿。

李陀在信中首先认为，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但在李陀看来，这些与王争辩的文章出现之后，并没有造成一个相对说理的辩论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针对汪晖“涉嫌抄袭”的论争开始于大众媒体，“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

李陀在信中说，原本以为林毓生的介入，此次论争可能会形成好的转机，“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李陀给出的“失望”理由是，“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身。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李陀建议林毓生是否可以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涉嫌抄袭”

辩论边界扩大了？

在这封公开信中，李陀还认为林毓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言论，“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李陀提到，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的3月25日当天，美国费城也正在举行亚洲协会年会，来自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作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该发言日前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予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

◎　对话李陀

“南方报系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

早报：自从3月份“汪晖涉嫌抄袭”发生以来，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即兴的一些发言，学者认真论辩的并不太多，主要是媒体在参与这样一次讨论，你如何看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沉默？

李陀：在这次论辩里，实际上是大众媒体（主要是南方报系）把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论争包揽过来，几个月来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文字。但问题是，媒体这么操作是有缺点的，有些学者可能不愿意介入媒体的讨论——今天媒体的影响太大了，如何处理学术和媒体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经验和能力。另外，中国大学的腐败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很多媒体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少见的舆论环境，学者如何介入媒体，不能不是一个难题。另外，南方报系的做法也有问题，他们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有充分的争论，可事实并不是如此，造成的讨论气氛比较怪，没有形成真正的论争气氛。

早报：在你看来，媒体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它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认为媒体在这场讨论中立场并不客观。

李陀：媒体在这场学术性的论争中保持客观很难，因为这场论争，涉及许多技术性和学术性的问题，许多专业概念、写作规范应该如何理解其实是争论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在这次论争里弄清楚。问题是，这主要是学术界才能解决的事情，媒体起到的作用是检举、监督，同时适当地提供平台进行论辩。

早报：公开或者非公开的言论中，其实已经认定汪晖是“抄袭”，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李陀：我个人的观点也认为，汪晖的文章有缺点，有不规范和不严谨的问题。但我还认为，个人看法不能算数，要确认汪晖是否抄袭，应把那些被质疑的句子、论点、段落，一个个都拿出来，认真分析，逐条论辩。现在不是“表态”的时候，结论应该放在事实清楚之后。让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辩论应该有个过程，有来有往，形成双方若干回合的辩驳，现在参与的双方是不是有这样的耐心？其实，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公案，也有类似的辩论，不过双方都是来回往返地辩论，不能一锤定音。

“林毓生参与讨论后，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不久前，著名学者林毓生接受媒体采访，对“汪晖事件”发表了评论，使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汪晖事件”再次热起来，林先生等学者的介入对“汪晖事件”的发展，有何积极意义？

李陀：林毓生先生这次站出来介入讨论，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他有在美国多年执教的经验，对西方的学术规范也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对类似问题如何解决，应该有很好的经验。因此，本来他可以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以一个学者的平等身份介入这次论争，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大家一起把事情弄清楚，是就是，非就非。

早报：但有学者认为，“汪晖事件”论争背后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而林先生的介入使本来就存在的路线之争明朗化，你是否同意？

李陀：林毓生先生介入之前，对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一些争论，大致还都限于学术和学风的层面，但他的介入，一下子扩大了讨论的边界，把本来和“抄袭”无关的一些内容带了进来。所以“汪晖事件”在林先生参与讨论之后，其实是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那你是否认为，现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派索性应该进行公开的论争，公开讨论思想论争背后的政治含义？

李陀：首先，我愿意再声明一次，我始终认为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说法来形容、概括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分歧，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管林毓生先生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谈话又一次把这些复杂的分歧凸现了出来，那么，索性把一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论争借此公开和展开，也不错。学术、思想本来就应该有各种声音，思想的大一统才是最需要警惕的。1990年代，思想界曾经就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发生过一场公开争论，我一直认为，那是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如果那一次能够充分展开，中国的知识地图肯定和今天大不一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次争论没有持续，很可惜。林毓生先生这次的介入是旧话重提，重新把以往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冲突提上议程，但是，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的冲突和思想的对立都已经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因此，如果能在理论和思想界发动一次有很多人参与的更广泛大讨论，大争论，那是再好不过了，希望这一次不会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