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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更新时间:2010-06-10 22:00:00
作者: 董之林  

  

  1999年8月,姚雪垠[1]逝世三个月后,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五卷终于杀青付梓。自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历时三十六年,这部小说的五卷共十二册、约合三百三十万字已全部出版。

  当代中国小说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姚雪垠“一九五七年秋天动笔”[2],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出版;1976年12月第二卷上、中、下册出版;1981年8月第三卷上、中、下册出版;80年代中期,作家“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3],直到1999年第四、五卷(每卷各上、下两册)同时出版,其间近四十二年。这还不包括据姚雪垠自述,抗战期间,“即四十年代开始时,他就想到要写历史长篇小说” [4],萌生了“写作《李自成》的念头、并开始为此搜集、研究明末史料”[5]。如果把这前前后后都加起来,小说经历了20世纪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仅凝聚作家大半生心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小说观念在现代社会复杂的变化过程。

  

  (一)

  

  顾名思义,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命名历史小说,这是把农民起义作为事变轴心,表现王朝更替、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局。20世纪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小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受观念影响的小说却没被束缚在观念预设的小说框架内,在讲求观念的时代,小说与历史形成一种张力:一方面,小说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观念及其话语范畴;另一方面,文学想象又不断地开拓并僭越特定观念的边界,就像“新的语言不断加入到旧的语言之中,形成老城区周围的新区”[6]。在“新”与“旧”中间,我们很难划一条严整的界限,辨明谁新谁旧,或此或彼,但模糊的新、老交融的景象让人不得不承认,“语言”或“城区”的面目已判然有别。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小说的复杂性正植根于现代观念的总体特征。与新中国一批当代小说家经历相似,姚雪垠的文学道路横跨新旧两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唯美主义等各种思潮都十分活跃,伴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芜杂多变的文化思潮中独领风骚。新思想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姚雪垠正在求学的河南开封。据作家回忆,开封求学是他一生的关键,他的文学准备是在“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执行左倾路线”的环境中完成的。姚雪垠1929年从家乡河南邓县考入开封的河南大学预科,“因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及学潮被捕”,出狱不久,“又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被学校开除”[7]。回想那段生活姚雪垠说:“当时我正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小青年,我永远不能忘记进入河大预科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给我的启蒙教育。倘若没有这一思想教育,我不会走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道路”[8]。姚雪垠在《我的道路》一文写道,左倾路线“使学生运动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政治思想方面的确教育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他参加文学界正在“鼓吹”的“普罗文学运动”,从大量介绍苏联的新作品和文艺理论中,“我对文学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我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常识,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9]。他40年代的作品《春暖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1940)、《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1941)、《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1943)和《长夜》(长篇小说,1947)等,与青年时期这些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姚雪垠写“普罗文学”倾向的小说,但对历史学和古文典籍却情有独钟。他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精神、方法和严肃态度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同时“很爱好古典文学。我不停留在一般欣赏,而能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他不仅粗通文言文和骈体文的写作方法,写旧体诗文,“日后读书渐多,这方面的修养也有所增进”[10]。热衷新文化与热衷古典并重,投身革命同时,对历史和古典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这种经历当年也许并非姚雪垠独有。但是,穿越不同的知识结构,把新观念和“老故事”一起当作欣赏对象,不太强调知识谱系之间明显的分歧与界别,这在姚雪垠经历中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

  初看起来,姚雪垠的选择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性启蒙是矛盾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启蒙和引路”,又亲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在学术倾向和艺术趣味上却并不想从旧文学营垒冲杀出来。至少姚雪垠的自述,很少有那一时代青年激烈的、对旧文化毅然决绝的姿态;反倒像要复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声讨的“《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倾心于《文学革命论》批判过的“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从局部看,似乎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通过作家广博的知识兴趣,向现代思想史进一步追寻,重温启蒙文化赋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现代启蒙运动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意义,特别关于人对“自我觉醒”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对个人经验的描摹或个人喜怒哀乐的范围;不局限在对个人爱情、婚姻的想象,尽管这是一般印象中的启蒙文学。但如果这就是启蒙时代的标志,这种现象却非现代文学独有,在古代社会和古典文学也屡屡可见。现代启蒙运动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与以往的经验不同,同样是对生活不满,但人们不再相信有任何所谓万古不变的教条。“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名言成为新时代的精神主题。它倡导一种无畏的、富于挑战的“反思”意向,鼓励并激发人要“敢于去知”[11]。对“知”的理解,不是在以往的知识结构内寻寻觅觅,修修补补;反之,它是对亘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普遍性的大胆质疑与批判,是对传统社会一次全面的、颠覆性的清算。而马克思主义,便是西学东渐潮流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以新思想重新确定和衡量一切,是现代思想启蒙在中国获得的标志性成果。

  据姚雪垠回忆:“当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运动正处在草创阶段,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讨论甚为热闹。我对这一运动也很感兴趣。”[12]不仅追随时代潮流的青年对“新史学”感兴趣,历史学家也有对新史学运动的回忆可为佐证:“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13]历史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搜集和铺排史料,尽管那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种常识背后,历史显然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只等着历史学家原样叙述就可以了。叙述不再听凭正史记载中冠冕堂皇的宏大叙事;或者野史逸闻中零星的、支离破碎的段简残篇。研究历史的“先决问题”在能否“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如果观念不变,即使汇集了大量材料,也不能形成理想的表述。换句话说,现代启蒙意识赋予人重新讲述历史的权力。当时“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有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1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不断自我否定的倾向:

  对于古代社会的看法,在学者之间很难取得一致,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5]

  这段话出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这本书初版于1930年,50年代作者借重版机会,以“引言”的方式,对二十多年来自己的史学经验加以清理和总结。30年代,姚雪垠曾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做“心爱的书”,以郭沫若的“私淑弟子”自诩[16]。像一种历史的巧合,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惟郭沫若一生走在“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的路上;姚雪垠的《李自成》也体现了不断否定的现代逻辑。1977年,《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其中第一卷为再版,两卷共五册,一百三十五万多字,距离五卷十二册的《李自成》已接近半数),第三卷正在加紧写作,姚雪垠写信对朱光潜说,“我的探索尚在进行,心中不明确的地方还很多”;仍然有“种种问题,横在我的面前,迫使我通过写作实践做些探索,更恰当地说,一面探索一面写作”[17]。这种“探索”是不是也包含“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

  现代启蒙运动就像索罗门的瓶子,瓶盖一旦打开,那个背信弃义、僭越一切规范和准则的“魔鬼”就收不回去了。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传统和历史,也包括对于当下,对现代定义中的现行法则。

  

  (二)

  

  就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而言,不断反思和“斗争”的现代逻辑,主要不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表达,也不是简单化的否定之否定:作品前后自相矛盾,构不成合乎情理的叙述线索。尽管对不成熟的作家作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李自成》决非如此。

  姚雪垠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作家对历史小说所下的苦功。姚雪垠把大半生心血都奉献给这部三百多万字的文学巨著:“许多年来我没有假日,没有节日,不分冬夏,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开始工作,每日工作常在十个小时以上”[18]。1997年初春,姚雪垠“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他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19]。小说家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劳作,最终如愿以偿,他的执著与勤奋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观念与小说艺术关系敏锐的感悟,还有在此基础上卓越的见识与才情,也是不能不说到的。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史料如山、史笔如椽的史学大国。这部小说写作之前,已经有比较确定的材料摆在那里。明末农民起义于1644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初推翻明王朝,同年四月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李自成刚刚建立的大顺朝在与清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军队溃散后一路逃亡,最后他本人死于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但历史也有不那么确定的一面。比如,史家采取什么角度,怎样讲述,孰详孰略,这中间有许多缝隙和富于弹性的地带,使后来者可以不断地继续发挥。《李自成》以多角度的小说布局,复杂的人物心理刻画和汪洋恣肆的细节描写,让那些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更典型、更传神、更清晰地映入当代接受者的脑海,并形成小说与历史的一种张力。

  小说向故有的历史挑战,并不意味着小说家存心要和历史作对。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似乎在不经意间,对原有的历史观念及其定义形成游离或僭越的倾向。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1978年版《前言》中把这种“不经意”所体现的艺术必然性,概括为历史小说家“深入”和“跳出”的关系。他说:“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也就是说,“历史科学”为小说摆脱旧格套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不可忽略“艺术使命”在实践过程中,又使一定的观念或“历史科学”处于松动或解体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科学”和“艺术使命”呈现的这种矛盾状态,并不是针锋相对、有意相互颠覆的那种。小说家不可能摆脱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就像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小说必然传递不同时代的各种信息,不管后来的人是不是赞同那个时代,或赞同他的意见。这里所发生的“松动或解体”,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修正,原来的概念和定义在艺术转化中被赋予新意。

  这一点,历史小说与80年代兴起于美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有相近之处:“人们不愿意把历史叙事看作是语言虚构”,但实际上,“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0]。海登·怀特讲的是历史而非小说,之所以采取“故事”一词,由于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家所要形成的历史叙事,其结构和修辞手段可以和文学的“故事”媲美。

  有志于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大概都会贴近这种看法。不是说,作家有意打破原有的观念或历史格局;也不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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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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