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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更新时间:2010-06-10 21:14:29
作者: 朱厚泽  

  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曲折中艰难探索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难,几代人为此在文化问题上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艰难的判断。

  前些年我和几位80多90岁的老同志聊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初,当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时候、正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内部便蕴含着许多矛盾和危机。生产过剩,经济震荡,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阶级矛盾尖锐等。这些矛盾导致两次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制度究竟怎样?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为了走出危机,20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

  第一是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第二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第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如果画一个坐标来描绘这四大思潮及其实践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个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缓。突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慢慢走向了核心,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比较长时间执政,或者单独执政,或者联合执政。而处于这个危机中的美国又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经历降低曲线几乎破产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带领下经过二战,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这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我们的选择应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搞工业化很有成就。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当然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但同时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也在发展,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历史上战乱不休的欧洲国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到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这恐怕是我们思考文化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的20世纪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看法,后来我思考,实际上有六大思潮。另外两个思潮是指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种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比较研究民族独立运动两个路子会给人以启发。关于和平渐进的路子,早一点的是印度甘地为代表,晚一点的是以南非曼德拉为代表(严格说来,这是曼德拉出狱以后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张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志会见非洲的一位领导人时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有一个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个浪潮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赶走殖民者,包括农场主,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另外一类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没有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办法。现在南非经济社会都比较平稳,发展也比较好。第一类国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确有相当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纠纷里边,打了几十年,现在还没完没了。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殖民主义也有多重性,起码有二重性。它既是对这个国家民族主权的侵犯,经济利益的剥夺,又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在赶走殖民者的时候,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一个国家的道路怎样选择,恐怕要有多重考虑,不要单一化。特别是在文化面前,更应当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选择。极端主义往往会有不良的后果。

  从这里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怎样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讲了文化问题的三个“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费孝通,费老,他80大寿的时候说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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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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