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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

更新时间:2010-06-09 08:24:42
作者: 董之林  

  比如作品对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对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杨蔷云听苏宁哼唱一首旧时的歌,不禁叫道∶“你还没忘记这破流行歌曲呀?”“如果你在无意之中多唱唱志愿军战歌,那好不好?”又比如班长郑波和比她年长的黄丽程解放前一起参加过地下斗争和学生运动,在她心目中,黄应该是“职业革命家”,而这种“职业革命家”是不应该恋爱、结婚的,“丽程是不应该有这种平凡、俗气的事儿的……”革命不意味着只能唱“志愿军战歌”,更不意味着选择独身生活。尽管人物有点想入非非、不近人情,有世俗人生完全不能接受的一面,但那些青年作为艺术形象,又自有她(他)们的可爱之处。作者的成功在于,他的叙述使这些细节获得与历史进程有机的联系和可能的内在逻辑。新时代所谓的“新”字,既包含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现实,也包含变革促使人们对未来人生的猜测与想象,因而也应该包含那代青年心目中的革命,曾充满各色幻想的云霓。

  

  (三)代际对比中青春的形象

  

  青春体小说中人物对生活的敏感和富于挑战的性格,往往通过作品对不同代际人物的对比,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像《静静的产院》里谭婶婶与荷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刘世吾与林震,《春大姐》里李玉春与玉春娘等,这些作品的青年形象都在与上代人的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生活里的位置。从这些人物可以看出,传统中和之美不是作品的追求;而通过冲突强调差异,在冲突中强调青春的力量和新生的喜悦,才是创作的审美焦点。这种创作倾向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而且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思潮背景也大体吻合。正如19世纪末恩格斯所揭示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不断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8)。这种思想对一个古老的国度,特别是对向来以长幼论尊卑,“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模式而言,不啻为一种根本性的颠覆。在这场波及广泛的思想变革中,乐于接受新事物的青年人自然走在前列。青春体小说里的青年形象正集中了这种时代风范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是进取的,而不是守成的;是激进的,而不是平和的;是追求冲突的,而不是向往内心平衡的……这种青春偶像是作品通过代际冲突确立起来的。例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9)中林震、赵慧文与刘世吾、韩常新等人的冲突便是突出的例子。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围绕区委组织部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官僚主义问题从发现到处理的经过。但小说虚写王清泉的问题,他的问题只是小说的叙述线索,由此引发了组织部内部不同代际人物对生活的分歧日益公开和明朗化。比如小说开始描写组织部工作的缺点很难让人察觉,像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思路清晰,也平易近人……而林震逐渐明白了,使他感到压抑却又说不出来的是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象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

  批评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的“灰尘”,在饱经忧患、阅历坎坷的人来看,似乎是对生活过于苛求了,或者说是希望生活纯而又纯的想象的延续。古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10)。“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11)。这些诗句概括出不同年龄、经历的人,对生活有不同的心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成年人的成熟心态对生活复杂性的认知,因此更具有耐人寻味的审美价值。而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行之,以代际对比的表现方式,把刘世吾等人的成熟心态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生缺陷勾勒出来。比如刘世吾爱看小说,也很有鉴赏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好的、透明的生活”。但是他只限于“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欣赏生活,而不是把美好的东西作为人生理想去付诸实践。用林震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刘世吾对生活的回答不是追求知行统一,而是从两者的冲突中退缩。既然现实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尽如人意,他就说∶“党的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赵慧文的婚姻出现裂痕,他就劝她“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在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他总是用“就那么回事”来弥合分歧,消除差异,从而也在逐渐麻痹自我和周围人对生活的感受力。正如作者当年对刘世吾形象的阐释∶“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12),是一种回避矛盾,缺乏生活热情,消极的人生态度。

  50年代有评论肯定这部作品在“干预生活”上的积极意义(13),也有评论认为“它用党内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的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14)。无论正反两方面的批评都是从文学“干预生活”的价值与否来判定这部小说的。50年代在前苏联和我们文坛上都有“干预生活”的说法,或者说,我们沿用了当时苏联的这个口号,因此这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值得我们在分析作品时注意的。但是对背景的分析考察不能代替对作品艺术特点的把握,而且实际上50年代的苏联文坛与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异,以一种口号来概括表面相似的作品,难免出现脱离创作实际的问题。苏联“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中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提出了工农业中的种种迫切问题,揭露了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15)。而王蒙的小说,也确实触及并批评了建国初期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但不能不看到苏联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为其漫长的历史背景。苏联自1934年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文学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们的成长”(16)。以王蒙小说中提到的苏联女作家迦林娜·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为例,法捷耶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认为这部作品“是1954年度最优秀的苏联散文作品之一”,因为在娜斯嘉这个人物“身上一切美好和英雄的东西,也就是苏联人民所具有的那种美好和英雄特征的反映”(17),尽管这篇小说也揭露了集体农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问题。我国正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作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指导思想是在1953年(18),距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过3年时间。尽管一种文学观念的接受程度并不能完全以其流行的时间长短来衡量,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学观念依不同国家、地域、时间等条件,对创作的渗透有深浅的差别。事实上,就是正面描写居多的《青春万岁》,也并没将反映“苏雄们成长”作为写作的目的,它着重刻画的是特定时代的青年风貌,但不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英雄。

  青春体小说与塑造青年英雄的作品有所不同,主要差别在作者的注意力不胶着于人物的英雄素质,而重视对青春不成熟心态的体验与描摹。因此,《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不是娜斯嘉那样的“集中了一切美好的英雄的东西”,具有“美好和英雄特征”的人物形象。与娜斯嘉的美好和圆满相比,林震在复杂的人生面前更缺少经验,有更多成长中的困惑和烦恼。比如作品中本该承担责任的领导却文过饰非,振振有辞地总结麻袋厂工作的教训,好像错误与自己毫不相干,这时林震“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他打断领导的话说∶“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结果这个本应受表扬的人,反而受到领导的斥责∶“冷静而全面的批评比急躁而片面的冲动好得多。同志,你太容易激动了,背诵着抒情诗去做组织工作是不相宜的!”其实林震话中的潜台词是批评那些“冷静而全面”的领导对生活麻木和缺乏热情,但没人愿意领悟他的潜台词,这也是小说揭示代际冲突十分有力的一笔。在复杂的生活面前,林震像一个不知保护自己的拳击手,他的性格即他的命运,他的青春气质也是他难以成为杰出人物———英雄的致命弱点。作者当年就说过∶“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老实讲,我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理想化了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些。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19)显然作者对生活有比林震更深刻的思考。但是人物不仅仅是深刻思考的产物,作为作品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同情心的艺术形象,林震也许不是娜斯嘉那样的“模范人物”,但他作为青年人必不可少的,带着一股傻气、跌跌撞撞、执着地扑向生活的那一面,在作品中显得更生动可感,也就更能博得来自文学审美角度的认可和赞许。

  

  (四)追求冲突的理想化场景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为小说《生活在别处》的题目做这样的解释∶“‘生活在别处’是兰波(20)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东(21)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1968年5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22)由于兰波的这句名言,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昆德拉作品中青年主人公雅罗米尔的心理特质,所以他把这部像“青春的叙事诗”一般的小说,由《抒情时代》更名为《生活在别处》。反对传统,强调冲突,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不同国家青年中流行的趋势。在美国有所谓“baby-boomer”(23),法国有60年代“五月风暴”中激进的一代,中国比较突出的则有“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这些运动的成败得失自然有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各种因素,但就探讨作为其运动主体的青年人来说,“生活在别处”则是认识他们行为动因的一处有力的标识。对兰波的这句名言,该书的中文译者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味,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心灵的原因。(24)

  以文学抗拒现实的平庸,这种创作心态自然不为青春体小说独有,但是不以传统的圆满为结局,在平静中窥见挑战的端倪,在和谐中发现差异的萌动,在美满中陷入冲突的烦恼,就像青春奔放无羁的热能时刻寻找新的突破点,追求纯而又纯的“别”一片人生沃土,却是青春体小说明显的特征。与其他国家以青年首当其冲的激进运动相比,我国50年代青春体小说更早地触及这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话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描写林震到组织部不久的一段人生独白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有做过”,所以他渴望经历这一切,“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青春体小说本是和平年代的产物,战争年代最为紧张激烈的冲突已不复为现实生活的内容。但50年代文坛要求文学作品为新的时代和社会风尚立言,“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因此,作家“就必须站到这个时代的斗争的最前面”(25)。应该说,这种表现对立和斗争的意向,与青春体小说追求冲突的特质在整体上是趋向一致的,现实与文学的时代构想之间的错位,在青春体小说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合。活跃在50年代文坛上的大部分青年作者是学生出身,他们刚刚在校园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新奇,几分冒险的心情参加革命,就赶上了革命胜利的和平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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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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