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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社会如何转型

更新时间:2010-05-21 09:50:24
作者: 吴祚来  

  

  《在社会如何转型》这个题目在我答应(来讲)之后,发现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之前,我也没有对之做一个很全面的研究,所以今天到这儿来更多的是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有可能的话后面的时间留多一点,大家可以就“社会转型”有关的一些问题做共同的探讨。

  说到“社会转型”,我就想起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得是猴山上的管理员早晨给猴子们三个果子吃,晚上四个,猴子们不干了,抗议管理员早上给吃的太少了。后来管理员灵机一动,就改变了这个管理方式,就“转型”了,变成早晨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结果猴子们很满意。这就是著名的“朝三暮四”的故事。这故事后来把转化成了另外一个象征,其实它看起来说得是在戏弄猴子,但统治者也经常用这个方式来糊弄老百姓。当然统治者糊弄老百姓不是用“早晨三个,晚上四个”换成“早晨四个,晚上三个”这样的办法,他更多的是借助于语言和观念的方式,来使老百姓最后得不到什么。就是你不论怎么做,最后每天得到的都是“七个果子”。但是你又感觉到社会在进步,感觉到有变化,感觉到有创新,但是创新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最后(结果)是你没有。这样的“转型”,没有给别人带来利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转型”应该是一种有价值的“转型”,这种价值应该为整个社会所共享,每个人都能得到提升,这样的“转型”才有意义的。

  关于“转型”这个词我检索了一下Google和百度,Google上有1680万,百度上有5300多万。“社会转型”的量也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对“社会”、“转型”这两个词共同温习一下,好让我们在探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达成一个共识。“社会”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唐宋之后才产生的,在这之前有“社稷”一词。“社”字,大家都知道,左边是“示”字,在古代中国,很多与“神”有关的词都用“示”字边,“示”意指一个人穿着长袖宽带,垂手而立,是这样一个象形,表示一种对“神”的虔诚的形态。“社”的右边旁是“土地”的“土”字,这是中国人对“土地(神)”的一种崇拜,因为大家都崇拜“土地(神)”,所以每年会有一些聚会、活动,这样就形成了“社”。又表示有很多人参加,也就和“会”这个字紧密结合了。它其实是一个群众性的聚会,带有宗教、祭祀意义的聚会。“稷”字是“禾”字边,这边是一个“田”,实际上是“五谷”的意思。“江山社稷”更多的是跟吃饭、土地拥有有关。“幸福”的“福”字也是“示”字边,右边旁的“一口田”都与这个土地有关系。现在更多的是跟“房子”有关系,因为土地已经属于国家的。但在古代的时候,虽原则上土地是归皇帝所有,但个人还基本上是拥有土地权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甲骨文时代,个人都有具体的土地权,就是这个土地是我的,使用权归我。从精神层面上归皇帝,但在实际(使用、交易)层面上归个人所有。这就是“社稷”二字的含义。所以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很多的朋友用现在的语言来讲“民为贵”就是“人权之上”,国家次之,政府的权力应该是最低的一个档次。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民治年间,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美国的社会学家按照历史把“社会”分为几个形态,最古代的是捕猎社会,然后是低级的农业社会、高级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应该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接踵而来的应该是一个生态社会。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工具或说过渡的阶段,生态社会才是我们最高价值的载体所在。我们现在无论如何转型,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到最后都要归结到这样一种环保的、绿色的生态社会的形态,这大概是人类的一个最高境界。

  再讲一下“转型”。“型”与“模”相连,“模”与“木头”有关,“型”与“土”有关,上面是“开刀”,就是在“土”上“开刀”,其实是要做一个固定的形状,像做陶艺等都与“型”有关系。“定型了”,也是这方面的意思。但是如果要转变这个“型”,就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改变,还包括很多的其他社会层次了。例如观念形态从一个“宗教社会”转变成“非宗教社会”,从“神权社会”转变为“民权社会”,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型造成一个政治形态的转型。还有比如说,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转化成信息化社会,这也是一种。所以“转型”包括很多的层面。还有生活方面的转型,这个就很细了。比如说,我们以前是用木桶洗澡,现在是用淋浴;以前是公共的大厕所,现在变成家庭的卫生间。我一个朋友写博客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原子弹,也不是网络,而是抽水马桶。”抽水马桶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些都是转型。

  前不久一个美国学者出了一本书就叫《转型》,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叫“面对现实”。书中对转型的定义是这样描述的:“就以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商业模式,也是甚至是作为该领导人的业绩所成长出来的模式,已经不再有效。转型就是面对那些不同以往…的现实,重新设计商业模式”。这是经济方面的转型。有一个经济学者李曙光对经济转型也有一个描述,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并未完成转型;真正的市场经济所必需完善的宪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硬约束的破产机制这两个前提目前仍不具备。20多年经济改革成功的路径既可以说是“渐进”的,也可以说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走的是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改革以政府、政策为主角,其目标是寻求短预期性和效率公平的关系。保证了中国改革在一条平缓、灵活、绕开改革的死结、追求立竿见影、机会主义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道路上发展,但也阻碍了“依法治国”和普遍性的游戏规则的施行,并诱发了就业、“三农”、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改革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

  另外,关于“社会转型”包括很多层面的转型,比如说文化转型。五四时期,陈独秀就讲,要有新文化,必须有这样几个大的转型,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还有宗教转型。从天主教转型到基督教,旧教转化到新教。美国之所以成立,其实就是一个宗教转型的结果。那时新教在欧洲受迫害,他们不得不转移到北美大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美国。还有像中国的佛教,其实是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当佛教转化到当代,基本就市场化了。现在很多寺庙就变成了一个扩大规模,以赢利为目标的场所。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个转型。但这种转型,是在向价值转型还是向利益转型,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知道,台湾的慈济会在海地的大灾难中,很多政府(的救援队)都进不了,但是慈济会的义工几乎是第一批就进去的,几乎像美国部队一样的神速,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我去了一趟台湾,(慈济会)就是由一个普通的女性――证严法师创办的。一开始她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信仰,但是她后来碰到了两三个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就质疑她,说“宗教要超渡自己,更多的是借助于一种精神的方式,你看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创办学校、医院,我们通过很多种方式来给整个社会以救济,我们真正是以自己行为来普度众生的”。这给了她一个震撼,她精神上就完成了一个转型。转型之后马上着手,联合一些女性一起去救济那些没有钱治病的家庭,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救助,慢慢地扩大,现在成为一个华人世界中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宗教组织。我去慈济会看,她那边没有烧香的,也没有拜佛的。慈济的总部其实是一个博览馆,展示她们做过什么。她们的一些理念全部都在那里展览,非常宁静。而且她们大量的义工都是一些非常高素质的,有的还是非常有钱的老板或政客,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那里做义工的。相比之下,我们的宗教转型和慈济会的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宗教现在之所以是这样一个转型,也与我们国家的大环境有关系。其实很多的转型仔细一分析,后面都跟政治有关系,民间的力量是民间的力量,到最后,就像身体跟脑袋一样,无论身体怎么扭转,如果脑袋还是盯着往前看,身体怎么面向都是没有用的。

  有个作家写了一本有关人生转型的书,分析邓亚萍,乒乓球打不下去了,然后转型,学习,成为一个官员。但邓亚萍是一个个案。在朱镕基时代,我们的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大量的人下岗,大家都听过刘欢唱的一首歌《从头再来》,这实际上是让老百姓“从头再来”。这里面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制、转型之后的苦难让谁来买单,叫老百姓买单?!

  我前几天写了篇关于香港大学那个扫地、做饭的三嫂,她在港大扫地、做饭服务了四十多年,这一回港大的那些教授精英们把她评选为港大的荣誉院士。这个三嫂一直就只认识几个字。港大四十多年来转型转了多次,我认识一个港大的教授,他的年薪都将近200万港币了,这个三嫂的工资肯定也很高,那为什么不聘用一个大陆的研究生去,让三嫂下岗?我的意思是在社会转型中,这些个灾难性的后果不要让老百姓来承担,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底线,不是说转型就必须让一部分人去承受苦难。这就是一个老百姓生活的转型和国家的政治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相联系的。

  说远一点呢,领导人也存在一个角色的转型问题。比如说,毛泽东他就没有完成了一个转型,他一直到死都当着党主席,但是华盛顿呢,干几年之后他就转型了,转型为一个老百姓,这也是一个人生转型的问题。为什么两个领导人不同,这其实就是一个的人生理念影响到整个民族。

  我对社会转型理了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是群体的需要,也是一个民意的需要,但有些转型是领导人的需要。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改变了,他也特别有魄力,比如朱镕基时代,邓小平时代,甚至毛泽东时代他也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转型。但是广泛的民众的需要是不是已经起来了,其实很多的社会转型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像鲁迅写的《风波》。早期民国时代的很多转型跟老百姓都没有关系的,只是上层、精英们在那儿玩一些游戏,这样的转型可能得不到更广大的民意的支持。然后底层的民众很容易被一些激进的革命所误导,他就不认同改良,不认同理性,就会转入一种暴力颠覆的过程当中去。所以这个转型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群体需要的,一种基于利益,但是追求价值的一种转型。它与利益有关系,我们在转型的时候,肯定离不开“利益”这两个字,但这种“利益”是“普众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阶层的利益,例如山西煤矿现在的转型,把这个小煤矿全部改掉,然后集中为几个大的企业,这也是一种转型,这种转型是不是既环保,又能有利于更多人的利益的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第二,有价值的“社会转型”,使社会获得进步与提升。它不仅仅是为了转型而改变一下,“朝三暮四”的这样一种改变,是没有价值的社会转型,会使社会形成灾难,转型就是要动刀子,这可真像“型”字上部分的“开刀”了。

  第三,没有社会组织,社会无法转型。就是社会上的民间组织非常重要,他在转型过程中与征服形成一个博弈,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在平民百姓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纽带,那么就很难转型。老百姓肯定就是很被动的接受转型。社会民间组织要有一定的经济权,话语权,而且要有一定的知识,知识精英的这样一种介入,最终会形成一种正直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转型。

  第四,社会转型,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的。这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印度的,俄罗斯的。俄罗斯的转型基本上就是强人转型,几个大的政治家可以很快的决定这个转型---休克疗法。但是印度的知识精英和宗教领袖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有世界眼光,知道哪些东西是美好的,哪些东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他引导一个民族来进行转型。翻开印度的近代史,整个知识界为普世价值的认同,为印度的转型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转型呢,在很多时候,是经济在无形的引导着我们,不是某一种崇拜引导着我们,以前是红旗引导,现在是GDP引导,但这种转型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先是卖土地,土地卖完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第五,观念转型带来政治转型。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公开讨论,就使中国完成了一个观念上的转型,这篇文章的出现就使“两个凡是”的观念破产了。“两个凡是”这样一个整个绝对继承毛氏思想的政治集团就破产了,它的破产实际上是它的话语指控权丧失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想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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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味书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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