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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

更新时间:2010-05-16 15:58:21
作者: 王扩建  

  

  摘 要: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独特的场域、主体、客体,而且具有瞬间爆发性、虚实交互性、范围广域性和难以控制性。网络特性的外在诱因、求实追责的内在机理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本质特性引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搭建网络对话平台、争夺网络话语权及加强制度供给是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社会;网络信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隔阂,重新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人类从此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成为我们接收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见解的平台。政府则可以通过网络舆论及时了解民情民意,便捷、快速地与公众进行政治沟通。但是,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容易引发冲突,这些冲突必然会在网络有所折射,受网络信息的传播机制及其本身的非理性因素影响,很容易迅速聚集大批网民,导致百万级点击率,最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其后果在于能在很短时间,让大量群众对政府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处置失当,可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冲击,造成社会不和谐。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将是网络时代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考验了新时期政府的管理能力。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其特性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但是,学术界对此进行研究非常有限,对其概念解释也不是很明确,在此,笔者尝试从其定义开始进行阐释。

  要理解网上群体性事件,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一利益群体因某种共同利益关系聚集起来,以各种方式反映利益群体的共同愿望,以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从而获得或保障其共同利益的事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新型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场域———网络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对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的一个理论抽象,意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通过聚会、社团、媒体等形式进行自由对话、公共交往、公开表达意见的场域及机制[1](p·265)。网络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人们的自由交流和平等沟通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支撑,也为公共领域的重建和结构再造提供了技术基础,进而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网络公共领域为建构虚拟空间中的民主意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人们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地发言、讨论,使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超越现实的民主热情和讨论精神。但是,由于缺少了叙事和传播过程中的权威审查机制,网络叙事本身也就变成消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主体因不断发泄非理性的情感而得到了娱乐,在这种较少体现责任的精神讨论语境中,非理性的精神极易膨胀。所以说,网络公共领域虽因理性的讨论和批判才得以成立,但它本身却无法避免非理性因素的纠结。可见,我国网络公共领域仍处于形成阶段,仍然是一个纠结在理性和非理性、现实和虚拟的矛盾状态中的综合体。

  二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网民群体。网民群体是由众多的兴趣相投的网民组成的。所谓的网民是一种意念之身,在互联网中显现的是一串由数字、字母和文字组成的符号。如果仅仅以物理属性来做虚拟与真实的判断的话,从在线生存的视角出发,尽管符号存在没有生命个体的物理特征,但它仍然是一种实然存在,符号就是它的“身体”显现。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三亿多网民,这些网民依靠各个不同的论坛聚集成不同的网民群体。总的来说,这些网民群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群体极化①、集体无意识②、群体压力下的从众③。网民群体的这些特点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客体———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不仅会使原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并得以充分暴露,同时也滋生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加之我国政府还没有完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及社会法制不健全等原因,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自然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折射到网络上,就形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如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南京的“天价烟”事件和杭州的“70码”事件等。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公共领域,针对“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性

  

  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一般群体性事件所具有的特点,即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动而发生的集群行为。除此之外,网络群体性事件还有一些独特的性质:

  一是瞬间爆发性。群体性事件都具有突发性的特点,但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更加明显。一般群体性事件无论由自然事件引进,还是人为事件引进,可能在爆发之前都有一些征兆,有一个“能量”积聚过程,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要在一般媒体上对某一事件进行持续性的负面报道,因而也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网络则不一样,网络信息是以光速传递的,再加上网络群体常受到“群体极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网上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关注、质疑、评判群体。

  二是虚实交互性。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现实诱发型”和“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2],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现实的交互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网民群体中的网民和现实中的自己,分别生存于两个世界。虽然网民是虚拟的,但他不可能超然于现实,不能与现实没有联系,网民是现实人在网络中的投射,网民的许多言论、行为、状态都直接受现实人的影响,同时,网民对现实人也有很明显的反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引发现实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即使不直接引发,也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消极影响。

  三是范围广域性。一般群体性事件大多影响事件本身所危害到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通过网络结点间无数通道相互链接,只要轻点一下鼠标,任意一个接点都能够随意交换信息,而且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可以将不同网站所有关于同类事件报道都链接起来。这种信息串联机制使某地的某一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世界任何一个网络所能够延伸到的角落。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地方、不同种族的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并可能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肇始因素。正如周光辉所说:“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推动因素,也是重要的发展标志.它的发展使以地域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和削弱。”[3]虽然汉语在全球话语平台上有着较强的“边界效应”,但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这一特性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

  四是难以控制性。互联网中由于缺少了叙事和传播过程中的权威审查机制,网络相比其他媒介更具有平民性、无序性。此外,网络的物理结构使得任何人要控制它都极其困难,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网络世界里,权力永远是多元的,没有谁可以永远充当意见的领袖,网络匿名也使网民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顾虑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政府机构很难加以控制,形成所谓“三个进不去”:对于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2]。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解析

  

  近年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处理手段单一等。但笔者认为,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外在诱因、内在机理和本质特性。

  

  (一)外在诱因———网络特性

  

  网络空间这种特殊场域的一些特性很容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首先,网络信息传播特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信息传播的渠道日益增多,从最初的论坛、博客,发展到QQ、MSN、QQ群等即时通讯。由于这些技术的使用,网络信息传播跨越时空的阻隔,任何信息几乎都能实时发送并接收,也可以立即传递到任何一个拥有互联网的角落。由于网络信息具有传输快捷、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等特性,普通事件经过互联网的聚焦放大,可能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从而产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此外,网络信息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即交互性。在传统的媒介中,受众大多处于被动位置,而在网络世界,受众却被赋予极大的选择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对信息进行选择,而且可以自由即时地参加讨论,表达自己观点。但是由于群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一些本没有什么想法的网民很容易在已达成共识的小团体言论的引导下盲从,从而使更多的人对同一事件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声势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次,网络虚拟性。在现实社会,人们之间交往是以地域、职业、身份、文化层次或大众传媒为联系纽带形成物理性的沟通。这种物理性的自然社会限制了人们绝对的表达自由,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极端倾向的发展。但是,在互联网上,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非责任性等特点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追求刺激、吸引人关注的倾向。人类性格中较为极端的一面很容易呈现出来,当这种极端性受到网络的意外激励之后,很容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网民容易对一个事件达成共识,产生相同的思想情感和意愿,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二)内在机理———求实与追责

  

  所谓求实,就是对事实真相的探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经进入了转型期,但是相对于经济方面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政府回应能力不足,公信力不高。此外,转型期导致利益多元化,政府难以同时满足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加之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都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使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化解社会疑虑。但是,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却按照传统的思维,或为了维护地方政府形象而封锁消息。这在传统社会是可以的,因为传统社会信息主要是由主流媒体发布,普通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并且政府可以掌控信息。然而,网络时代是一个多元世界,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压制信息传播在技术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对消息的封锁不仅不能控制人们的关注度,反而会刺激人们对真相的渴求。由于权威消息源的缺失,人们只能按照自己对有关事情的片面消息进行解说,使得同一事件有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和说法。当这些不同版本的消息被放到网络之中,经过一段流传后,被更多的公众所接受,很快就会朝着极端方向发展,形成规模浩大的网络舆论大潮。如果此时主流媒体发布信息进行补救,除由于“首因效应”④而收效甚小外,还可能被网民指责为“欺骗”,而引发更大的负面影响。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探寻政府与公众、媒体对话的新机制,希图重建媒体与公众的理解与认同,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个制度却出现官僚主义“独白式话语游戏”。“当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是独白式的而不是公共的对话性的交流时,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就消失了。”[4](p·50)紧张性的消失,也就无法使主体之间相互理解,进而导致话语游戏功能的完全失效,异化为“官方网络舆论场”、“民间网络舆论场”⑤。

  所谓追责则是对公共事件的具体责任进行追究。民主时代,负责与否是公众衡量政府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公众评价政府的根本标尺。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指向都是政府责任问题,如“黑砖窑事件”、“瓮安事件”及“杭州飙车事件”等。当前,我国各地一些政府不敢勇于承担责任,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文过饰非,这样就会使媒体和公众都觉得有必要将事件真相调查清楚。这种对事件本身的好奇会使各种信息在网络中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将更多的公众吸引到事件的评论之中。此外,有些政府急于进行自我辩解,但给公众的印象却是政府是要刻意掩盖事件真相,找替罪羊以平息事态。这样公众追究责任的强烈愿望不但不能得到平息,反而由此导致否定性的批评迅速增多,在网络上形成大规模聚集以向政府施压。

  

  (三)本质特性———制度供给不足

  

  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预设了集体属性,他完全没有机会发展独立、自主的个人品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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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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