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永远的汪曾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9 次 更新时间:2010-05-15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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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夫  

汪曾祺先生去世已有多年,文学界的朋友还是经常说起他,多半是在闲聊、茶室、酒桌等私人聚会的场合。这种时候,自然会说些文坛上的事,不知怎么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汪曾祺,喝着喝着就想起了汪曾祺。大家谈他的为人,谈他的作品,谈他的趣事。这个可爱的老头,并没有因为驾鹤西去而减少人缘。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

每一个说到汪曾祺的人,差不多都会说出一些故事,故事并不完整,只是一些片断,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镜头,比如他喝酒的姿势,比如他看漂亮姑娘时的专注和无邪,比如他为人即兴作画写字时的热情和潇洒。汪先生经常被人说道,却从没有被人贬损过,相反都是敬佩和善意。汪先生身后依然享有这么高的声誉和口碑,在我看来,其实就因为他的通达和随和,做人做文莫不如此。那是一个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的境界,所谓百炼绕指柔。汪先生的作品是随性的,都是些普通的大白话,从容不迫,却能传递出别样的韵味。即使是幽默,也是不露声色的。在《受戒》中,村里人夸明子和尚,说他“毛笔字写得好,很黑”。不经意读过去了,才忽然觉得这句话藏着什么,回头再看,不由喷饭,原来藏着如此调皮的幽默,毛笔字谁写不是黑的?汪先生的作品没有火气,如山野小溪,淙淙流淌,一路跟着走,一山一石,一花一草,都美得不露痕迹。

一九八一年,我的处女作《卖驴》发表,并有幸和汪先生的《大淖纪事》一同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时《卖驴》已被拍成电影,还没有公映,就在颁奖会上放给大家看。当时我坐在汪先生身边,内心又激动又紧张,不知电影拍成什么样。主演是李保田,那时他还没有后来的名气。但电影拍得并不理想,我心里有些失望。很多年后,我才能客观地意识到,电影之所以没有拍好,不能全怪导演、编剧和演员,主要还是那个时代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小说本身的局限也是重要因素。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电影怎么拍成了这样?放完电影,主持人让大家发表意见,我忍不住要站起来说几句,但这时汪先生突然按住了我的手,冲我轻轻摇了一下头。我终于没有站起来,当然也就没说什么。事后他没有解释,我也没问,但我知道他一定出于好意。而在那前一天,我已经拜汪曾祺为师。那天几个人一起到公园游玩,同行的有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一路走一路闲聊,他们都是长者,我其时才三十多岁,当然只有听的份儿,而且是非常虔诚的。忽然林斤澜先生说了一句:“小赵,你是写农村题材的,汪曾祺也是写农村题材的,你拜个老师不好吗?”刘绍棠也随声附和,汪先生忙笑道不要不要。我当然求之不得,忙退后几步,恭恭敬敬冲汪先生鞠了一个躬。汪先生走过来一把牵住我的手,朗声笑道:“咱们是同科进士呀!”此言一出,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汪先生的一生,包括他在“文革”中写《沙家浜》的经历。在那个时代,他不知经历了多少胆战心惊的事情。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乍暖还寒,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重演历史悲剧。汪先生是过来人,心有余悸,心有提防,在那个小会堂,按住我的手,摇摇头,不让我起身乱说,其实是为了保护我。这其中的深义,是我很久之后才领悟到的。可当时他没法解释,只是用他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告诉我不可莽撞。

斯人已逝,但情义永在,我会永远记得汪先生曾给予我的诸多关怀,也会永远记得一九八二年春天的一个场景,在北京的一个小会堂里,他曾按住我的手,轻轻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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