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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

——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更新时间:2010-05-04 14:51:41
作者: 项义华  

  

  自从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一文发表以后,围绕着汪著和王文所展开的争论就成了时下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公共话题。

  不可否认,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的确是大陆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学术成就曾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如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就从学术史的角度,将汪晖称为新时期鲁迅研究中“人生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将《反抗绝望》一书视为能够体现人生哲学派鲁迅研究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张梦阳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也从鲁迅研究史的角度对《反抗绝望》一书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书中提出的“中间物”这一概念,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虽说对于这两种评价,笔者都有所保留,认为“学派”云云似乎有些拔高,而“向内转”的说法也不太确切,但这并不妨碍我将汪晖视为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

  在我的印象中,汪晖的最大特点是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参见”式注释的规范问题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就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反抗绝望》(与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相同)第一编中标明“参见”字样的脚注共有20处,其中3处参见汪晖本人著述,属于自我引述和提示性质,当然不存在抄袭问题。另有3处,2处参见鲁迅著作,1处参见《新青年》上的文章,属于资料引用性质,也应该没有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问题。余下14处,1处参见普列汉诺夫,1处参见荣格,1处参见列文森,2处参见李泽厚,1处参见徐崇温,1处参见张汝伦,2处参见黎红雷,1处参见邱存平,2处参见钱理群,1处参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第152页参见荣格一处,因其正文中即有被引者之名,且该段引文加了引号,系直接引语,通常情况无需加上“参见”字样,故可忽略不计。第155页和第156页两处参见钱理群文,第一处脚注对应的正文只有一句话——“鲁迅的这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体现了一种怀疑的思维方式和‘多疑’的个人气质”,其中“多疑”一词还加了引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与脚注中参见的钱理群一文相对应的,第二处脚注对应正文亦已表明“正如论者所言”的字样,与钟彪一文列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性质类似,也是相当规范的。此外,汪著第116页引述王富仁观点,第170页引述王晓明观点,这两处虽然都没有用参见字样,但也属于规范的参见式注释,体现了对鲁迅研究界同行观点的尊重。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

  

  二、《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例证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此外,豆瓣网友vivo也找到了《反抗绝望》一书关于《新青年》成立背景的一段论述涉嫌抄袭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及其尾注的确切证据,作为“汪晖《反抗绝望》剽窃的铁证”在网络上公布。在此前后,笔者也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几个新的例证。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第一处参见式注释出现在该书1991年版第20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页),注释为脚注形式:“①参见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历史研究》,1987.5期。”笔者检索发现,黎红雷的确在1987年发表了这篇论文,全文约12000字,但不是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上,而是发表在同期的《哲学研究》上。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明。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前面一大段对怀疑精神的论述和后面更长一段对严复和梁启超论述的引用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揉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在从这些研究性论著中转引近人言论时,汪晖既没有说明转引,也没有顺着原作者提供的线索做一些起码的查证工作,以致于抄错了转引的材料而并不自知。如该书1991年版第74页(2000版第123-124页)所引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论,均转引自黎红雷一文。但黎文中注明梁启超该段言论出自《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汪晖却误“之”为“主”,将其写作《新民说·释新民主义》。这虽然只是抄录中的一字之误,却足以表明汪晖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无知,也难怪他将列文森评论梁启超直接套用到鲁迅头上而不觉得有何不妥。

  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凑合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该书的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段中(1991年版第16页,在河北教育版中略有改动,详见下面的说明):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论著在八十年代的流行程度,以李泽厚为抄袭对象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汪晖的许多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请看黎文中的两个片段: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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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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