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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当今中国文化讨论需要关注的伦理话语

更新时间:2010-04-24 08:58:51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新国学”想用学术规范来影响社会道德,人文精神讨论者倡导人格理想,“后殖民”理论家谴责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和压迫,这些例子都显示了文化讨论对道德问题的关切,也显示了文化批评所关切的许多问题都与某种道德标准和伦理目标有关。文化讨论可以涉及的伦理话语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学术规范、个人品格、公共道德、社会公正、国际准则、人类普遍道义等等。在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文化讨论应当特别关注什么样的伦理?怎样看待和协调局部和整体伦理的关系?是只关心具体社会活动领域中的某种规范,还是更需要形成跨社会活动领域的普遍公众社会道德准则?如果说我们确实需要普遍性的社会道德,那么它又应当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伦理话语?我们现有的对伦理话语的称谓,如“宗教”、“哲学”、“某某精神”、“某某主义”,是否能充分为之命名?在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我想暂且提出这样两个基本论点:一、当今文化讨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与普遍公众社会有关的伦理话语;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话语称作为社会政治伦理话语,它具有伦理哲学的性质,民主就是这样一种话语。本文中的具体讨论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论点展开的。

  

  一、 道德问题和道德哲学

  

  在讨论文化批评所涉及的伦理道德因素或目的时,我们需要先区分它所关心的道德问题和它所包含的道德哲学。涉及价值和道德思考的问题都可以称作为道德问题,但人们在讨论或涉及不同的道德问题时却常常会诉诸于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的文化讨论中就不乏见。例如,一些人文精神倡导者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和主体自由并以此褒扬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却鄙视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活动,完全无视他们的理性和主体自由。又例如,一些专门学者因对政治现状(包括它对学术的蛮横干涉)感到失望而倡导学政分离,一方面要求以道德来规范学术,另一方面却对政治的不道德(包括它对其它社会活动领域的粗暴干涉)装作视而不见,对其听之任之。再例如某些“后殖民”理论家一方面批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压迫,另一方面却对第三世界国内的种种压迫关系三缄其口。道德哲学和零星涉及这类道德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要用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来最大限度地达到某种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道德原则,避免用不同的道德原则讨论不同的道德问题。

  文化讨论仅仅时而涉及道德问题是不够的,它需要包含某种道德哲学或者哲学性的道德理想。文化讨论者在面对与他自己的社会活动和处境有关的不同问题时,需要有一种统一的社会政治伦理话语。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评估他所置身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他应当如何在这个环境中为自己定位?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和思想责任?什么样的自我形象或知识身份是值得他维护的?什么样的知识活动对社会有益?知识活动应当朝什么方向促进社会的良性变革?改变现状的社会理想又是什么?等等。道德哲学是一种具有统一原则的、能起跨社会活动领域伦理作用的道德理论。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称道德哲学为“哲学”呢?一是就哲学的传统意义“爱智”而言的,哲学是一种执着的思想追求和探索。二是就哲学的现今意义而言的,哲学指的是用理智的分析来回答具体科学方法所无法解答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意义”(如什么是“权利”,什么是“幸福”)和“价值”(如科学知识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好”的知识)的问题。道德问题还可以是关于“允许”和“不允许”的问题。“允许”和“不允许”可以是普遍性的(人可不可以杀人),也可以是关于在具体情况下的“允许”(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施行“安乐死”)。道德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往往也被称作哲学伦理问题。

  关心道德问题的,不只是哲学家,还有宗教思想家。宗教曾被称为是“基本价值评估和终极忠诚的表现”。〔注1〕那些用理性来探究“基本价值”和“终极忠诚”对人生具体问题的意义的人们,他们所从事的是宗教或者神学伦理探索。我们有必要将哲学伦理和宗教伦理作一个区别。威廉姆.坦普尔(W. Temple)曾指出,宗教和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宗教的根本信念正是哲学的基本疑问”。〔注2〕宗教伦理和哲学伦理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出发点是一些“根本信念”和不加质疑的承诺,而这样的信念和承诺却不为哲学伦理所采用。这不等于说哲学伦理没有先在假设,或者不作承诺。但是对哲学来说,一切先在假设和承诺,包括它自己的,都是可以质疑、修正和扬弃的。哲学要极大地运用理性来厘清理性选择的可能性,辩明这些可能的选择的得失是否。一旦哲学失去了这种质疑精神,被当作根本信念或者一些不可质疑的承诺时,它也就成了变相的宗教。另一方面,宗教在坚守基本信仰的情况下,也可以给理性探索留下空间,因而具有哲学精神。

  

  二、 德性、责任和权利

  

  在不同的文化中,或者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讨论道德问题往往可以运用不同种类的概念,其中最基本的有三类:德性、责任和权利。第一类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所最普遍使用的,它区分“德性”和“恶”,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伦理概念,如“仁”、“义”、“德”等等和它们的反面“不仁”、“不义”、“无德”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一方面,这一类伦理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性,成为价值伦理持久的跨越古今的表述;另一方面,这一类伦理概念也因其抽象性而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框架中去进行诠释,例如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仁”“义”,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它们的涵义会有极大的不同。“德性”伦理不应当只停留在抽象、超越的层次上(无论这个层次的伦理意义多么不容忽视),而应当能有效地与社会政治伦理层次相衔接。事实上,德性伦理总是为特定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中的规范伦理服务的。在现代社会中,德性伦理和民主制度及公民社会的规范伦理层面的衔接和联系必须借助它类伦理概念(“责任”和“权利”),其衔接和联系方式是文化讨论伦理思考最值得重视的方面之一。

  第二类讨论道德问题的概念是“责任”,尽责任的就符合“德”的规范,就是“好”。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来说,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基本责任是一些不容质疑的义务和承诺,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忠”、“孝”、“节”等等。但对于伦理哲学来说,这种义务和承诺的合理性并不是不容怀疑的。在现代公众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象“参与”和“介入”这类概念对公民来说,不仅标志着他的责任,而且也标志着他的权利。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奉献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由于社会中人们责任的相互性,用权力使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特别有义务便是不道德的。罗伯特.古丁(Robert Goudin)指出,一个人的责任首先是指他保护社会“弱者”(the vulnerable)的义务和承诺而言的。〔注3〕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责任,公民对其他公民,尤其是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处于弱势的公民应尽的关心和责任,都是从这一点来获得其道义价值的。

  强调“责任”和“弱者”的特殊关系也就是强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当首先关心社会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使弱者成为弱者的根本原因。对抗性的文化批评之所以特别具有道义价值,正是因为它特别关注与社会弱者处境有关的问题:压迫、不平等、不公正、滥权、官贵民贱等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尽管“责任”一类概念偏重于对“权威”和“尊者”的义务,但也包含对弱者的关切意识,如“义”(义气、侠义)。强调关切和保护弱者的责任道德是具体的。首先,它体现为具体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朋友”(亚里斯多德对“朋友”的经典性定义是“那些彼此有良好愿望并相互知道彼此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注4〕)和以“朋友”为相处模式的公民间联系。在现代社会中,责任首先是对公民群体和社会的责任。其次,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也是具体的,因为“国家”不应当理解为抽象的权力机器体制,而应当理解为公民集体共同存在的必要组织形式。对国家的忠诚或责任应当是对同国公民义务的另一种表述,不应当凌驾于对社会中具体成员的承诺之上,更不应当以他们具体的生存福利为代价。再者,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和对弱者的义务是一致的。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处于危机的时候,公民保卫祖国的义务就会特别重要。但是当国家成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的时候,公民的义务是站在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力量一边。

  第三类讨论道德问题的概念是“权利”。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缺乏的一类概念,因此也是文化讨论最需要从非本土伦理资源中引入的。为什么“权利”是讨论道德问题所必须的概念呢?既然“权利”可以指有权利做某事,也可以指有权利不做某事,那么它是不是会成为逃避责任的藉口呢?坚持“权利”不是经常成为不道德的“自我中心”或“自私无错”论的护身符吗?我们把“权利”作为道德问题的必要概念种类提出来,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首先是就“权利”和“责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说的。而且,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权利是公民平等的保障和体现方式。任何一个公民在申诉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都在要求其他公民履行他们尊重他权利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以他人的某种责任为条件,由于这种责任并不总是合理的,所以责任者权利必然不仅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而且也应当包括可以不做什么。例如,君王自称有要求臣民奉献忠诚的权利,这是以普通人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人物的责任为条件的,如果普通人没有某种权利(平等、尊严)的保障,他们便永远无法拒绝这种所谓的责任。普通人必须以他们的“权利”来解释和表述他们拒绝效忠这一行为的道德性。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基本的普遍权利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个人权利,如“民权”、“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等等。这种“权利”是人们讨论道德问题时常用的概念,但“权利”问题并不就等于道德问题。人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有两种提到权利的方式,它们所包含的对权利和道德关系的理解可以是大相径庭的。第一种方式是将具体的个人权利规定等同为道德行为标准,凡是个人权利范围之内的,都是道义上可以接受的。只要具体权利允许某人的某种行为,无论别人对这一行为有何道德评价,都是不相干的。这种方式不仅用权利代替道德问题讨论,而且用权利来否定道德讨论的可能性。伴随这种权利观的就是丹尼尔.凯勒汉(D. Callahan)所说的“伦理最低限度论”(ethical minimalism)。〔注5〕它极度强调个人性的“权利”和“自由”,强调个人所“没有的”(而不是“应有的”)责任。对行事人,伦理最低限度论允许“可以不管的事,我都不管”,对旁观者,它要求“不关你的事,不要你管”。伦理最低限度论不承认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规范,尤其是当这一规范违背了当事人所理解的权利。一切从普遍道德规范对个别行为者的批评都因此被视为干涉他的“权利”、“私事”或者“内政”,都被视为不道德的举动。

  第二种用权利概念讨论道德问题的方式和伦理最低限度论完全不同。它从人们的一些基本而普遍的权利,人权(如人的尊严,平等,自由)出发,它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权衡问题所牵涉的有关各方人员的这些普遍权利是否得到统筹兼顾。它认为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或国际社会价值)的权利应当是建立在普遍性伦理原则之上的,应当促进和增强与这些权利本身相一致的体制(民主)和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它兼顾不同个体权利和利益,是集体性的,而不是极端个体性的。它特别关心的是那些对现代公众社会和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应当同时适用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由于权利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匮乏和伦理最低限度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漫延,普遍性基本权利观念应当成为文化讨论伦理资源开拓和公众社会伦理价值建设的重点。

  

  三、 与现代民主社会相适应的伦理话语

  

  在讨论伦理资源的开拓,关注与现代公众社会生活有关的价值观念建设的时候,我们特别应当强调这项工作的世俗性。我们强调必须以“责任”和“权利”伦理概念来讨论与公众社会生活有关的道德问题,并在这样一种公众社会政治伦理框架中诠释“德性”伦理概念,乃是为了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道德伦理讨论是和健全民主生活方式及其公民社会环境相一致的。目前,有的人把中国社会伦理的危机归咎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精神,或者试图以坚守某种宗教情操来面对现实的社会性伦理失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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