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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文化讨论和公民意识

更新时间:2010-04-24 08:55:26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它们分别可以形成两种不完全相同但却互有联系的公民意识。狭义的公民观注重的是个人与政府权力代理者的关系,它表现在了解政府体制的运作,关心公民和政党以及政府权力代理者的关系。这种公民教育往往在学校里作为某种知识来传授,公民意识可以用是否学过什么课程或具有何种知识来衡量。

  广义的公民观不以与公民有关的政治体制为限。广义的公民意识包括对现代国家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有总体的认识。民主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民的开化性(civility)之上的,而公民必须在大社会(而不只是学校)里,通过成功的或失败的公众事务参与来获得这种开化性。因此对于公民意识的形成来说,社会的参与比学校的知识更重要。学校的公民教育虽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公民教育还远远不够。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如何,远不只表现为他对公民或民主能说些什么,而更在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行事。文化讨论和广义公民意识的关系不仅在于文化讨论会涉及社会人际关系的价值观,而且还在于文化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由公民参与的、实际培养公民意识的社会活动。

  

  四、 “好公民”

  

  中国历史上不乏“好人”,尤多“好臣民”的历史事例,但缺乏好公民的历史事例。这就使得我们特别需要在文化讨论中提出“好公民”的问题。这是一个至今被许多人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好公民”的行为是指什么。约翰.雷诺兹曾经为讨论好公民作用而设立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标准:积极参与标准(参加投票,关心国家大事,向政府或决策机构反映意见)、忠诚服从标准(遵纪守法,热爱祖国,维护国格)和个人品质标准(助人为乐,工作勤恳,热心公益)。这三种不同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展现出不同的好公民观。第一种是“个人品质”和“忠诚”的结合,它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政治倾向不合,因为自由主义政治倾向强调个人的人格品质作用,并对群体对个人的限制怀有戒心。第二种是“参与”和“忠诚”的结合,它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不合,因为保守主义政治倾向强调忠诚,并为此限制个人思想独立的参与。第三种是“个人品质”和“参与”的结合,它介于上面两种结合形式之间,在不排除“忠诚”的标准的情况下,这是最接近民主公民观的。

  雷诺兹还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的公民作用的“象征维度”,他首先所关注的是公民性的“集体性表征”或“象征”,其中最显而易见,也是最重要的,是与各种“好公民”相关的“政治信任”表征。在从这一分析视角所作的研究中,他发现,强调“参与”和强调“忠诚”的人,虽然他们在好公民的主要品质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却在对国家权威“政治信任”程度上十分接近。但是那些以“个人品质”为好公民主要特征的人们的“政治信任”程度却低得多。从这一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推论,“政治信任”程度和强调“个人品质”(独善其身)也许是互成反比的。某个时期中,但求独善其身的人越多,也就说明觉得无从参与国家事务,对其忠诚并无实质意义的人越多,这同时也就越加反映整个社会对国家权威缺乏政治信任。

  雷诺兹还区分出标示人们对不同的“政治象征”有不同程度认同的“温度检测指数”(如“热烈”,“冷淡”)。不同的“政治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族国家”、“国旗”。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个人,无论他的好公民观的主要特征是“忠诚”、“个人品质”或“参与”,对不同的“政治象征”的认同程度都不是相同的。例如,一个以“参与”为好公民主要特征的人,他认同“宪法”要比认同“国家”热烈;或者,他认同“国旗”没有象认同“民族国家”那么热烈,而对认同“当今政府”则相当冷淡。〔注8〕雷诺兹的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化研究中分析讨论“文化”、“民族”和“民族国家”等基本身份认同。例如,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些标示人们对不同的“文化象征”有不同认同程度的“检测指数”,单就“过去”或“传统”而言,我们就可以区分出许多不同的“文化象征”来,如“过去的文化产品思想体系”、“历史人物或事件”、“民间传统”、“过去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等等。不难想象,每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对这些因素的认同程度并不是相同的。又例如,讨论对民族国家“中国”的认同,我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与之有关的不同“中国”象征,如“版图疆域”、“社会政治制度”、“政府”、“中华民族”、“长城”、“国旗”、“汉语”、“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等等。同样,每一个“热爱中国”的人对这些不同的中国象征认同程度也不相同。从这些不同象征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就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化、民族性及其认同的问题的讨论还远远有待深入。而目前许多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述,如“后殖民”和“第三世界理论”在文化和民族认同上简单的本土主义结论,正是在对这种问题毫无分析的情况下作出的。

  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国籍或实在群体的认同,而且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认同。现有的对国家的认同不一定都体现为公民意识,所以也不都有利于现代中国群体价值观念的建设。公民认同的不是哪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哪一种民族国家。公民拒绝认同一个国家,不是要否认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而是拒绝认同它的主导理念。在国际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因为它是人们日常生存的基本处境。因此文化讨论不应当是民族国家虚无主义的,它应当以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即公民)为基本身份定位,并应以推动民族国家社会变革为其基本着眼点。公民意识可以帮助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它包括这样三重意义:第一,对民族国家过去的政治传统有恰当的评估,并以此来确定目前和未来的国家社会政治基本价值观。第二,对现代国家立法行政体制的组织和运作有足够的知识。第三,具备对公民行之有效地发挥公民作用所需要的身份认同和道德感。在今天的文化讨论中提出公民和公民社会问题,讨论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并不是要为文化研究确立一个永久的、普遍性的课题,更不是要以此来否定文化讨论先前曾有过的课题,而只是提出文化讨论目前面临的迫切的群体建设任务。

  文化批评讨论公民意识不能只停留在泛泛而谈的水平上,它需要形成和发展有效讨论的概念、方法和分析程序,这是文化批评深入论题,并同时自我发展所必须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分析性概念和角度都只不过是很简略的例子,真正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开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够有效讨论公民意识和公民问题的文化批评必定也能比较有效地把思想、理念、理论的讨论同它们的社会性运用和环境联系起来。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化讨论的社会责任,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讨论产生的新思想、新理念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性运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新思想、新理念的运用总是充满了争夺和冲突。都灵(A. Touraine)在讨论能动主体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时曾特别强调,除非将理念更新与特定社会的压迫/被压迫关系意识联系起来,新思想并不一定能起到积极的社会效果。新的文化思想(都灵称之为“文化模式”)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形成进步社会趋势,新出现的思想可能被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阶级所争夺利用,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民主”思想就曾不止一次地被专制政治权力作符合它利益的解释和利用。都灵指出,对抗性文化批评关心的不仅是如何产生新思想,而且更是社会内部不同力量如何争夺对新思想的利用,如何给予它们特定的社会形式〔注9〕。“民主”、“民族独立”、“人权”这类的新思想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社会进步,同一社会中的压迫势力和被压迫者对这些新思想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并要求赋于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在最不民主的国家里,统治者也不会公然反对民主,反对人权,但他们却可以用特殊的社会形式(体制)来在实际上剥夺广大公民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批评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介绍新思想,产生新知识,而必须同时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谁对思想理念的社会化和形式体制化具有控制权?这一控制权是否具有合理性?文化讨论应当在这一控制权的争夺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文化讨论者能否面对这样的问题,既取决于他们提问题的权利(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是否得到承认和尊重,也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重视这个问题(是否具有公民意识)。这也是文化讨论不能不重视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问题的重要原因。

  

  注释:

  〔注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57.

  〔注2〕 Valda Blundell, et al. eds., 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4.

  〔注3〕 Terry Eagleton,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Cultural Critique (Winter 1985-86): 95-105, p. 98.

  〔注4〕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and/in New Worlds," Cameron McCarthy and Warren Crichlow, eds., Rac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90.

  〔注5〕 同注2, p. 3.

  〔注6〕 Morris Janowi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Civic Consciousn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2.

  〔注7〕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93.

  〔注8〕 John Reynolds, "The Normative Regulation of Citizenship Participation,"由 M. Janowitz 引述,同注6, pp. 159-162.

  〔注9〕 Alain Touraine, Return of the Actor, trans. Myrna Godzich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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