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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知识公民政治

——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批评

更新时间:2010-04-24 08:49:30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一、 “本土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1. 指派身份和自塑身份

  本土主义(nativist)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种族或民族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为其知识活动中心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本土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特征都和本土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特征包括,在认识论上持逆反二元对立论,在文化立场上自称具有民族纯真性,在身份认同上则摆脱不了本质论的困扰。

  本土主义身份政治是某种以第三世界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控制所持的论战和对抗姿态,这种因第一、第三世界不平等权力关系而发的对抗态度,对于增强第三世界人们的独立文化和历史意识本来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本土主义理论所忽视的是,国际性话语权力的争夺仅仅是第三世界人们反压迫政治的一部分,而表明文化身份则更不是解放性的对抗政治的全部内容。即使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但政治并不只关系到权力。如果权力是政治的起始,它却并不是政治的终结,作为具有解放意义的对抗性知识活动,任何文化批判都必须包含一种同时能评估国际和本土权力关系的普遍性政治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具有对抗意义的文化理论无可选择地必须同时具有国际的和本土的政治性。而以身份政治为中心的本土主义理论却并不是这样的。

  本土主义理论在它的本土环境中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甚至是掩饰本土政治性的“文化”理论。本土主义理论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权力不平等关系确定为第三世界人民生存处境的压倒一切的压迫形式,从而暗示在第三世界社会中,不同阶级、群体、等级的人们具有相同的“被压迫”地位和相同的政治利益。本土主义理论以国际压迫关系来取消本土压迫关系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实际生存处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仅顺应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压迫性的官方权力利益,而且还由于这种“政治”话语效果,成为第三世界中官方民族主义和内政我行我素论的文化阐释人。

  在特定的第三世界社会中,本土主义知识分子身份会有特定的含义,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身份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定是某一个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份子,它的意义取决于它与这个身份系统中其它部分的关系。特定历史时刻中具体的第三世界社会的身份系统的现状,是和它的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结构、历史传统等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定位,反映了阿尔图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关系〔注1〕,身份同时也是具体社会阶级、阶层、群体、职业的结构标志(当然,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成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永远维持某一种身份系统。

  在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入和复杂化。“本土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出现,是这种身份危机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从身份认同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的共存和矛盾来认识这种身份危机。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身份的分辨和确定从前现代形式向现代形式转变,它表现为社会身份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建构性、流动性和变化性,也就是说,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性”。另一方面,身份仍然和官方政治对社会的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其与身份的关系而言,政治在中国仍然是确定和维持身份系统的主要力量,仍然决定着哪些是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权(政治、经济、文化)的身份。因此,身份建构仍然深受其“不自由性”限制。“本土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既表现了某种现代身份自塑的自由性,同时也体现了当前中国政治和学术环境对知识分子身份自塑的限制。这种矛盾性深刻地反映在我在后面要讨论的“本土知识分子”文化理论的身份政治之中。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区分尺度是“阶级划分”。这种阶级划分是与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划分则由社会生产关系逐渐转化为意志论,再转化为血统论。在1955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前,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关系和财产情况是中国官方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这也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但就阶级分析的基本目的和性质而言,这里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马克思所作的是学术分析,中国官方所作的则是为权力统治提供合理性的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不同的“阶级”是一些用于普遍性分析的抽象范畴,在中国官方那里,这些“阶级”被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属性”,成了他的“成份”。甚至当这种阶级划分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们的身份依然不变。这种阶级分析是为确立政治身份系统服务的。都普利斯(P. du 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曾指出: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它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它身份更优越。〔注2〕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的完成和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根本变化,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以往的阶级分析所确立的身份系统仍然被保留了。阶级分析作为政治等级在中国的存在也表现得越来越清楚。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及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与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注3〕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一个人可以出身“工人阶级”,也可以在党内或政府内担任职务,但这些优越的身份却可以因为他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错误”而全部消失。他会因此而获得“反革命”或“右派分子”这样的坏“身份”。第三,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和“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他有关联的家人亲朋。身份是一种从家庭承袭而来的血缘特性,一种在人出生前已经设置好了的社会位置。随着中国身份系统的“思想立场”化和“家庭出身”化,身份区别实际上已经从描述性的“差异区分”转变为定性式的“道德类别”。在这种身份区别中,社会群体的政治权力、经济地位、性别、民族等方面的具体区别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永远同当下官方权威及其现行政策始终保持一致。

  由于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上述特征,身份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而久久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自我建构和社会关系位置的自觉主体认识。真正的身份认同是和人的现代性分不开的,而在八十年代以前,就身份认同而言,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本身就缺乏现代性。这种缺乏现代性的“我”,他本是在一个大秩序中被排定了的分子。这个秩序已经替他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者全然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拒绝这个秩序为他预先设置的回答和早已派定的身份,他就沦入一种无效境地,一种不存在,一种实质的死亡。〔注4〕

  具有现代意识的“我”要追寻自己的身份,不仅要认认真真地想要知道“我是谁”,而且要有意识地去建构这个身份。“我”没有一个现成的大秩序去设置他自己,要知道“我”的身份也就是要知道“我”和什么接触才能起一个人主体的作用,就是要知道“我”必须凭籍什么标准来评估、判断和确定大家和我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如果“我”说某某是我身份的一部分,那就是说,没有它,我就没法做出那些使我具有人的特征的判断,我会因此而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不知何为美,何为高尚,何为真正的满足,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官方对千百万在历次运动中被“误定”身份的人们的大规模平反活动,使中国身份系统的统治法术性质充分暴露出来。身份的非自然性、非客观性和构建性也前所未有地表露出来,那个曾经为人们确定身份及其价值的大秩序本身遭到了动摇。人们对自己从这个身份系统中所获得的位置,对它的价值、客观性和合理性再也不能保持原有的信任和信心,代之而生的是普遍的怀疑、荒诞感甚至是玩世不恭。身份的这一转折,包含着自我认识和经验的基本范畴的改变,也标志着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中国逐渐进入了现代时期。

  身份认同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它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深刻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不同因素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曾经用同时存在的三种不同文化来说明同一时刻社会文化的非单一性。他指出,文化可以分为“主导的”(dominant)、“剩余的”(residual)和“崛起的”(emergent)三种。〔注5〕剩余的和崛起中的文化固然没有主导的文化强大,因而必然受主导文化的支配,但它们的存在却代表了主导文化之外或与主导文化对抗的经验和实践。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身份系统正是同时反映了这三种文化的影响,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消长也都与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种种变化密切相关。威廉斯所说的剩余文化指的是那些“往日有效地建立的”意义和价值观,它们在“文化过程中仍积极地在今天起着有影响的作用。”(122)金钱、权力和文化等等在当今身份建构中是优越性和价值的标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剩余文化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的种种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没有能根绝剩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官方政治以“思想立场”的正确和对官方权力的忠诚来定位的身份系统倒反而成为获取某些旧身份的特权的借口和手段(经济待遇、政治权力和受教育机会)。威廉斯特别强调的“崛起的”文化,它“永远不只是一种即时的实践;它的关键在于寻找新形式或改变形式。”(126)同崛起的文化有关的身份变化往往是剩余文化和主导文化受益者所不乐意见到的,因此也最常受到他们的批评和指责。如威廉斯所说,崛起的文化对剩余文化和主导文化都有挑战和对抗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崛起的文化本身也受到前二者的制约,并不自动成为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的化身。

  在这三种文化相互的作用下,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身份结构的变化和意义,都还有待社会文化研究去总结和探讨,但不难发现的是,由官方话语所长期规定的“阶级分析”对当今各种身份的优越性等级和价值已经失去了解说能力。一些身份失去了它们先前的意识形态优越性(如工农兵),另一些先前的“坏”身份获得了截然相反的价值(生意人、有海外关系者),一些身份由边缘位置向中心转移或者由中心沦落到边缘(个体户、国家企业职工),一些身份开始以新的优越性来替代旧的优越性(同样官贵民贱,但从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变成经济上实惠的“当权者”;靠父母权势,由当官改经商者),一些旧有的边缘身份有了新形式,一些新的边缘身份出现了(它们甚至没有合适的语言来命名,如“痞子、”“盲流”),因此也出现了种种新的等级关系和不平等形式。正如都普利斯所指出的那样,特定社会中的身份系统总是具有一种“双向定义”作用(reciprocal definition),〔注6〕这是一种差别区分的作用,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等级的区别。在一种等级系统中的“下层人”可以是另一种等级系统中的“上等人”。多种身份系统的共存使得每个人实际上并不具有单纯统一的主体性,而是占据着某个具有多重性的主体位置,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身份原有的稳定性因素也不断遭到动摇和破坏,而不得不有所变化。

  

  2. “知识分子”:遭威胁的身份

  社会个体身份的矛盾性也就是主体位置的多重性和非统一性,这在知识分子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它与其它身份在相关等级系统中的关系,二是它作为一个“遭威胁”的身份的外部和内在的危机因素。先说第一个方面。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不受官方信任,在政治等级系统中是位于“工”、“农”、“兵”之下的“下等人”。但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由于遗留文化的“知识价值”因素,知识分子却又是“上等人”。知识分子一向比普通劳动人民优越的工资待遇就是这种上等人身份的标志,这至少是一些人在知识分子遭歧视的环境下还愿意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矛盾,除了与“主导文化”和“剩余文化”同时存在这一点有关之外,还与官方统治的平衡权术需要有关。工农兵优越的政治价值和知识分子优越的社会价值,使得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了互相不信任和歧视,长期以来无法设想他们相对于官方权力的共同利益和同盟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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