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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0-04-18 16:33:09
作者: 程光炜  

  

  摘要:该文就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成就、文学经典和重要作家三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述,认为在评价新时期文学时应考虑到多元化的文学环境、文学史评价与当时文学现象的时差性以及部分作家创作的非终结性等因素,否则就很难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做出比较科学的评价。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评价;文学成就;文学经典;重要作家

  

  今天我想谈的主要是在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时的“多重标准”问题。因为我发现,在会上大家谈得好像是“同一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但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方法和眼光各式各样,最后告诉我们的却是“各式各样”的三十年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惊讶的情况,是因为许多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进入了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代的历史认识。我的讨论,不是要告诉人们一个结论,而是想借这个问题来分析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多的评价标准,支持这些标准的背后是一些什么因素。

  

  一

  

  文学评价的第一个标准,是如何看待新时期文学成就的问题。人们会说,这有什么问题?很高呗。它不光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甚至可以与“现代文学”的成就相媲美。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仍觉得它过于笼统,缺少具体、细致的分析。

  最近几年,通过当代文学史的出版,人们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即“先锋文学”思潮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是先锋文学把1949 年到1984 年间“公共空间”(其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变形的空间)的文学转变到“私人空间”之中,恢复了“文学性”的历史合法地位,使文学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二是认为它主张的语言实验、虚构等,更有利于表现现代人的孤独感、异化感,体现文学的“现代意识”,并与“走向世界”的社会潮流接轨。我们知道,1985 年前后知识界的思想非常活跃,发生过“主体论讨论”、“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创作自由”等重要文化事件,它们集中表现出“告别文革”与“走向世界”的历史路向和文化选择。先锋文学“最高成就”论,实际是这一历史逻辑所推演的一个结果。还有人认为,1949 到1984 年的文学可统称为“左翼文学”,而不是“当代文学”,真正的“当代文学”是以1985 年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兴起为标志的。在这种“先锋文学”的评价标准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因为与“左翼文学”有某种扯不断的历史纠缠,就被看作是艺术价值不高、“低一级”的文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评价标准显然是一个“纯文学”或“文学性”的标准,“个人化”、“个人写作”被推崇为一种“真正”的文学写作,以至被认为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中都有某种“示范意义”。当然,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和“文学性”,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讨论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概念。

  另有人认为,20 世纪90 代的长篇小说,“代表”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突出成就。理由是,文学的成熟某种意义上是以“文体”的成熟来体现的。而九十年代后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贡献不光超出了十七年文学,甚至超出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确实,经过二十余年文学的论争、探索、实验之后,文坛格局似乎已“沉埃落定”。很多作家已退出了文学竞争,不少“名作家”已经被读者淡忘,而几位“众望所归”的重要小说家成为“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这种文学评价仍然给人一种以小说写作的“意义”为标准的印象。它表面上有“文学史”做“参照”,但人们感觉在它的起点和终点上的依然是“批评家的眼光”。也就是说,它是在筛选、剔除了许多流派、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才收拢到这个很严谨和小范围的“作家名单”的,而对后者的确定,所依据的又是他们“文体”上优越于其他作家和作品的贡献。我们得承认,正像先锋文学“最高成就”论有赖于1985 年各种文化事件的声援和支持一样,20 世纪90 年代“文体成熟”论的论者,则得益于目前小说评论界对近十年小说创作的“批评的结论”。这种从各种文体中单挑出某种文体来证明文学发展的成就的做法,之所以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还比较普遍,是因为很多人还相信,“离开”作家创作评价的文学史研究是缺乏依据的。那么,由这种文学共识所形成的文学评价标准,就自然渗透到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认识当中。

  在几天之前《上海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和成就”的座谈会上,学者刘绪源先生表达了他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新颖见解,这就是他的“黄金年代”论。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的“黄金年代”是20 世纪30 年代和20 世纪80 年代,这是中国作家“人文精神”的高潮期。以此为标准,他认为所谓“黄金年代”并不表明该时期的文学作品比别的时期写得好,而是它们的精神风貌、人文气质、审美态度表现出更为“自由”和“明朗健康”的时代文化特征,所以优于其它年代。按照他的观点,所谓文学高潮期的“代表作品”并不一定就比别的作品写得好,它们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为其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好的气象和心灵状态。因此,我理解,他所说的“黄金年代”指的是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殊氛围”,是文学环境,是那种能使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获得提升、并进而达到历史的某种高度的制度环境。刘先生说得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较为担心的是,一些“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因为不在他规定的时间段里,他们(它们)的“重要性”是不是就失去了文学评价的历史平台?那么,我们又该在什么理由中把他们(它们) 重新放回到“黄金年代”?或者说,他们(它们)就活该被“黄金年代”的评价标准所抛弃呢?因为刘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所以,我的“疑问”就一直徘徊在他的立论的周边,而久久无法释怀。

  我们发现,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才刚过去不久,人们对它“艺术成就”的看法已经很不一样了。批评家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评价这段文学史时,所参照的是不同的“批评标准”。先锋文学“最高成就”论/ 当代文学的“非文学性”、九十年代“文体成熟”论/ 小说写作的意义、“黄金年代”论/ 自由、健康的时代文化,这种比照性的认识方式,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这些批评结论,或者某种程度上它们为我们推出了不算重样的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正因为有这些参照性“批评标准”的存在,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进入新时期文学的路径,当然也使各种研讨会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是我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既然新时期文学被列出了这么多“不同”的“文学成就”,我想我们就按照这种种理解与文学史的多张面孔亲密接触就是了。

  

  二

  

  文学评价的另一个标准,是批评家开出的“经典篇目”,后来被文学史所接受,成为“理所当然”的文学史经典的现象。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国家文学评奖有很多因素介入,如“群众推选”、“专家投票”,最后由“有关部门”平衡等等。在我看来,它们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终确定的获奖篇目实际是它们共同挑选和决定的。

  我要说的问题是这个获奖篇目是“如何”形成的。我的意思是,是哪些“权力”介入了评奖,并通过一种文学爱好者看不见的搏弈、协商、斗争和妥协,最终达成了这个方案的。进一步说,“群众推选”、“专家投票”只是一个表面程序,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挑选的获奖作品是不是与当时的文学问题、社会意识、大众意愿等等取得了某种平衡。为便于说明问题, 容我对“1981—1982 全国获奖中篇小说”做一个“知识谱系”的归类和分析。代表反思历史题材的有4篇,如王蒙的《相见时难》、王安忆的《流逝》、韦君宜的《洗礼》、丛维熙的《远去的白帆》;反映改革题材的有10 篇,如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湛容的《太子村的秘密》、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汪浙成和温小钰的《苦夏》、孔捷生的《普通女工》、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谭谈的《山道弯弯》;军事题材有3 篇,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少数民族题材有2 篇,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文学探索题材的仅1 篇,即邓友梅的《那五》。获奖作品共20 篇,其中最多的是改革题材,有10篇,依次是反思历史、军事、少数民族和文学探索等题材。这说明,1979 至1984 年的文学,还没有获得文学的“自足性”(1985 年后,文学“自足性”的标志,很大程度上是以职业批评家如“先锋批评”开始主导文学生产方式来体现的。他们编选的“选本”,在影响上已经超出了那些“获奖丛书”,最为典型就是《新小说在1985 年》)因此“群众投票”对“文学评奖”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群众”的权力制服了其它文学权力,如反思历史、军事题材等等,成为挑选和决定这一时期“文学经典”的主导势力。但是显然,“群众”最为关心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社会意识,即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这就使那个时候的“文学评奖”受到了改革问题的牵制。这个获奖(经典)篇目的“文学价值”可能都不高,所以,不少作家在更严格的文学史过滤中都未能成为“经典作家”(如上面提到的水运宪、魏继新、顾笑言、谭谈等),其获奖作品也被从新时期文学“经典作品”谱系中拿了出来(我们现在如果不是为了研究文学史,谁还记得这些作家和作品)。当然,1985年以后的文学评奖情况又有所不同,20 世纪90年代后的鲁奖、茅奖更加不同,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现象可以知道,在这三十年,新时期的“文学经典”并不是一次评奖、座谈会就能决定的,它还会因为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刚才我说到,1981—1982 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的不少作品,后来没有进入“文学经典”的谱系。事实上,不少在“寻根”、“先锋”、“新写实”文学思潮中很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也遭遇了这种“未能”经典化的命运。其中一个表现是同一个作家的“代表作”经常还会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比如,对马原的代表作,洪子诚的文学史指认的是《拉萨河的女神》,陈思和的文学史认为是《冈底斯的诱惑》,我和孟繁华的文学史举出的是《虚构》,而朱栋霖、丁帆等的文学史则同时推出了《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两篇小说。文学史研究者之所以在马原小说“代表作”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我想可能是基于几个原因。一是受到当时文学批评的影响,批评家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的选择;二是研究者后来的审美趣味又推翻了这种影响,对代表作的确认是一种再阅读的结果;三是认为一些小说也许并没有原来所说的那么“重要”,而另一些小说则应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等等。这不光是一个作家“代表作”的认定问题。由此类推,人们还可以注意到,原先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重要作家”,在是否“重要”的问题也已经出现了争议。换句话说,“群众投票”(如果还让他们给“先锋文学”投票的话)、“文学批评”,显然已经无法控制文学史研究者对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经典”的观点和认识。也就是说,在“群众投票”、“文学批评”的“当下性”与文学史研究者的“历史化”之间,开始出现了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经典”的严重分歧。我举的仅仅是马原这个例子。如果我们拿出10 位不同风格的作家的情况来分析,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更加惊讶的发现。例如王蒙现象、刘心武现象、王朔现象、以及刘索拉现象等等。

  在这样的理解视野里,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能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牵涉到如何去理解“80 年代”、“90 年代”和“新世纪”这些不同时间单元的问题。这就是说,由于它们对“新时期文学”历史叙述的参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新时期文学,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新时期文学,它拥有了更具争议性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虽然是贯穿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最主要的线索,但它已然在这三个不尽相同的语境中,被人做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就使我们想到,如果说文学评奖、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认定构成了“文学经典”的不同认知层次的话,那么“80 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的语境化问题也必然会使“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评价出现不断的调整和转换。也就是说,从“经典篇目”、“作家代表作”的不断变动来看文学经典形成之复杂性,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之历史面貌的差异性和多质性。我这种以“文学”来看改革的“社会”,又以改革的“社会”来看“文学”的比较性评价视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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