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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科学史语境

更新时间:2010-04-17 10:34:23
作者: 哈贝马斯   曹卫东  
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 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施),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建立。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 Spencer)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宪政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 Determinismus):从兰克(L. v. Ranke)和萨维尼(F. K. v. 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 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 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 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

  

   注释:

1. 洛维特(Karl Loewith):《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Max Weber undKarl Marx),载其:《论文全编》(Gesammelte 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第1页及下两页。兰茨胡特(S. Landshut):《社会学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e),Leipzig,Neuwied,1969,第12页及下两页。弗赖尔(Hans Freyer):《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 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第145页及下两页。以及我的注释,载施塔默(O. Stammer)(编):《马克斯·韦伯与当代社会学》(Max Weber und die Soziologie heute),Tuebingen,1965,第74页及下两页,转载于哈贝马斯,(1970),第313页及下两页。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凯斯勒(D.Kaesler)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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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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