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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 李义天:政治哲学研究:历史、现在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0-03-25 12:11:22
作者: 万俊人 (进入专栏)   李义天  

  

   一、政治哲学: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与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变

  

  李义天:万老师,您好!这次想就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些话题向您请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这股热潮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而且深深影响到中国学者的思考方向。这使我很有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政治哲学研究成为全球现象,这意味着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据我所知,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一次以“公共理性与和谐社会:跨文化视野中政治哲学的未来”为主题的政治哲学会议,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比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斯蒂文·马西多(Steven Macedo)、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等,而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杜维明和李强等学者也提交了论文或作为评论者出席。对此,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此次会议会定下这样的主题?该主题同政治哲学研究的全球热潮之间有怎样的呼应和关联?

  

  万俊人:这次会议的缘起,最早出于我2005—2006年在哈佛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所研究的课题,即“如何为公民权利之于政治权力的优先性辩护?”(How to Defend the Priority of Civil Rights over Political Power?)。这是我本人的学术兴趣、哲学系的学科方向和富布赖特基金会课题的一次结合。你知道,我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而我对现代道德伦理的定位是“顶天立地”。所谓的“天”是指“宗教”,所谓“地”是指“法律和政治”。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后者更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公共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明晰化。这个界限越明晰,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公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扩大。

  什么叫“公共领域”?对此,我喜欢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所谓“公共领域”就是“陌生人领域”,“私人领域”就是“熟人领域”。后者包括家庭、邻里、朋友等等,而前者没有这种天然的地缘联系或自然的亲缘联系。费孝通先生指出,私人领域中存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交往结构,私人领域的信誉度可能高于其他领域。比如,熟人间借钱,“说一声就行了”。可见,所谓“私人领域信誉度高”,是指能省去很多制度中介的麻烦,交易成本更低。这种信誉度自有其权威性;因为如果你不讲信用的话,今后便难以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然而,陌生人领域就不能这样了,它必须借助制度和规则。因为该领域既属于所有人,但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陌生人会给我们带来不透明和不确定的感受。因此,我们只有依靠稳定、明确的制度规范,才能保证我们在同陌生人打交道时获得公正和透明的相互对待。如此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自上幼儿园开始就进入到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当中了。从幼儿园一直到退休,由于现代人的职业特征和公共领域的发达,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共领域中度过。因此,现代社会的公共制度体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律、政治或公共管理成为使人在陌生人领域中进行交往得以可能的社会基础。

  在此情况下,现代社会的道德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型。这也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在现代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的道德,我之所以把它定位为“顶天立地”,就是说它既需要得到社会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基础支撑,同时又意味着,它要处理政治和法律所无法处理的生活领域及其相关问题。然而,即便在有政治、法律等公共规则约束的地方,仍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诺对于公共规则的遵守?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对一个无赖或毫无正直品性的人来说,正义的规则等于零。这便是道德所要探究的课题。而对于道德也无法处理的问题,比如说终极关怀的信仰层面,甚至某些“乌托邦”的问题(比如社会前途、个人的命运前途),则需要借助宗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人的信念或信仰,当伦理学试图理解这些问题时,它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科学难以解释的。因此,健康的宗教,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项文化资源。这就是我把现代的伦理道德定位为“顶天立地”的基本含义。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现代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建设就不能孤立自足地发展,而必须得到邻近学科的支持。所以,无论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需要伦理学研究者去关注。这也是当代的伦理学研究之所以会拓展到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1993—1994年我在哈佛访问时受罗尔斯的影响之外,罗尔斯本人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也使我感觉到现代伦理学对于政治哲学一种基础依赖性。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把现代的伦理学建设得更为强大,就必须给它安上两个翅膀: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而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探索。第一次哈佛访学归来以后,我就一直关心并用力于政治哲学的研究。

  

  李义天: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伦理学从一开始便是关照与呵护人的生活的,当苏格拉底开始伦理学的哲学追问时,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的生活值得一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学研究会以什么为主题、表现出什么形态,这都要以伦理生活本身的主题和样式为准。只不过,由于我们的生活已发生变迁,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点或族群的、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传统生活,而是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活,每个人更多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同其他人打交道而度过一生,因此,伦理学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聚焦点和兴奋点,深入讨论如何面对公共生活,如何使公共生活变得更规范或更值得一过等问题。这便是当代伦理学会将其主攻方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原因,亦即来自伦理生活本身的事实原因。

  

  万俊人:对,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伦理学自身的转型;另一个是政治哲学的凸现。

  当代社会生活的公共化转型是一个事实,作为事实的前提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也说过,理论从实践中来并反作用于实践,否则理论便会失去意义。所以,伦理学的生活主题变化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伦理生活自身变化了,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也就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伦理学的确发生着从个体美德伦理向普遍有效的社会(公共)规范伦理的转变。

  另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哲学本身。伦理学虽然在扩展,但它毕竟不能完全处理由公共生活转型所引发的所有主题,比如制度、公共管理、政府官员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伦理学“顶天立地”,这意味着它需要同政治理论在哲学层面上有一个紧密的结合,才能解决好上述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政治哲学研究领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在我们的哲学学科体系中是没有政治哲学的学科设置的,可是,不论从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来看,政治哲学都是哲学的一个不可省略的部分,一个主要的学科分支。关于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在梳理政治哲学的研究谱系时,就可以看得出来。

  

  李义天:由此看来,研究政治哲学既是伦理生活公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更是学界在调整和完善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积极尝试。那么,政治哲学研究在这个背景下的各种主题,是否反映了学界对现代生活及其规范性的某些关键因素的重视?中国学者的政治哲学研究,包括本次会议在内,所关注的主题是否意味着国内学界的某种判断和理解?

  

  万俊人:大致是这样的。当我2005—2006年再次赴哈佛访学时,更深刻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确需要对政治哲学进行专门的研究。我的目的是推动政治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中的独立、完善和快速发展。我认为,我们的哲学学科设置中没有政治哲学,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而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关于主题,我们考虑过很多。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正义看作社会基本制度的第一美德。正义在政治哲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公正的秩序或者说稳定性对政治(哲学)来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而为了实现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结合中国的现实而言,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即建设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其基础就在于公共理性。因为在现代政治全球化的前提下,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意义愈加凸现,民族国家的意识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强。一旦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涉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完整性时,人们的正义是不可让渡的。公共理性的认同就是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它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意愿的基础,也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点。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公共理性与和谐社会”成为本次大会的主题。

  

  二、政治哲学的谱系与内涵

  

  李义天:按您刚才的说法,政治哲学是否更应属于哲学的分支而不是政治学的分支?我想,我们需要从对会议的关注拓展到对“政治哲学”概念本身的把握。因为我注意到,目前在“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领域内的讨论类似于过去“政治学”(politics)的讨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跟“政治”沾边,就被放进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政治哲学”进行一番清理,以确定它的界限和基本内涵。

  万俊人:我想,这需要谈谈政治哲学在历史上的脉络和谱系才行。在西方,柏拉图的哲学在追求绝对理念的过程中,善成为终极理念。柏拉图的哲学从来不是一种纯粹形而上的宇宙论或自然哲学。恰恰相反,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开始转向人的生活世界。我们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人的生活世界的重视程度。为什么面临错误的死刑而不逃走?就是因为他看重雅典的公共规则。尽管审判是错误的,然而遵守城邦的政治规则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如果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逃走,那么整个城邦的公共体系就会崩溃,所以这一审判的政治哲学意味丝毫不弱于它的伦理意味。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关注城邦的大善,伦理学关注个人的小善,因此就像城邦高于个人一样,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当然,他的政治学其实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公共行政的问题,而是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比如正义的定义和类型问题。

  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哲学家的最卓越代表,最重要的著作却是《上帝之城》!这部作品探讨的是天国世界和尘世世界的关系。而在阿奎那那里,除了神学论证以外,他花力最多的还是政治问题,比如说自然法和权利、神的法与人的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这一切都经由神学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

  

  李义天:换句话说,中世纪最杰出的思想者的作品,是通过引进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论证,如何使人间秩序获得合法性和规范性。

  

  万俊人:对!在神学思想家眼里,世俗秩序只不过是天国秩序的一个翻版,神学的律法主义始终是世俗政治和伦理的终极原型。

  经过近代的宗教改革以后,欧洲才有所谓“政教分离”。这是近代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和兴盛的一个主要动力。从霍布斯以降,政治哲学便开始探讨(1)人类为什么建立国家以及(2)如何建立国家,也就是人类的政治生活(国家组织)如何可能?实际上,这就要求用一种世俗的理论或在世俗的语境下完成对政治哲学的建构。亦即,没有“神”了,我们如何组织和安排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

  关于第一个问题,霍布斯解释了为什么国家是必要的,人类建立国家的强大动力在哪里。摆脱孤独、追求幸福,这是人两个最本真的目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揭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人们孤独地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远远不及以社会的方式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因为单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孤独的人会面临各种风险。风险迫使他做出选择,去找到一个可以摆脱这种孤独、恐惧和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方式来生存——这就是组织社会和国家。走进社会以后才有社会分工的出现,然后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这种生活状态比孤独生活的状态更有效、更便利也更好。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组建社会或者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程度的安宁和更高程度的幸福。

  

  李义天:然而,采取这种解释,显然会令近代政治哲学带有一种目的论色彩。

  

  万俊人: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国家的起源都是按照目的论来设想和塑造的。但这不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关键,其关键在于第二个问题,即,人类在世俗世界中如何建立国家。个人组建社会时必须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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