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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更新时间:2010-03-20 12:00:30
作者: 谭同学  

  林蒙古将矛头对准了“当权派”,主要是张孝白和金吉祥(分别为前任和当任的大队支书)。内容分别是:“当权派张孝白为什么要砍树?!”(指砍村中道路旁的古树炼钢铁):“金吉祥一年拿三千工分太多(指误工补贴)。当权派滚下去!”在随后的一次大队贫雇农代表会议上,张孝白作了“交代”,说砍树是根据上级组织决定办的事,此外,他早已下台,所以他已不能算“当权派”。金吉祥也作了“交代”,大队支书和大队长每年拿三千个工分的补贴是公社的规定。此时台下有人嘟囔,“你太丑(脾气差),讲(责骂)社员的时候象讲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又没有谁是你的儿子!”对此,金吉祥表示一定改正。

  就这样,桥村“农联”针对“走资派”的批斗结束了。但在农历11月,“农联”与另外一个试图到桥村来发展成员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一次冲突。

  这个组织的名称叫“湘江风雷”,它的主要成员是城市或工矿企业的知识分子,在桥村大队只有两个卫生员参加了这个组织。“农联”认为“湘江风雷”代表的是“当权派”,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准备夺“造反派”的权。于是,林蒙古带了几个骨干赶到位于桥湾湾口,“湘江风雷”在此搭建了简易舞台,准备搞宣传活动。林蒙古等人要求“湘江风雷”马上拆台离开,后者不愿意,当时他们也有10多个人,并不惧怕林蒙古等人。结果在林蒙古要强行撕掉“湘江风雷”的标语时,双方打了起来。“湘江风雷”虽然人多,但打起架来却根本不是这些农民“朋友”的对手,以至于他们中的好几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桥村大队的两个卫生员本是为“湘江风雷”搭台宣传的积极分子,但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帮着“外人”打“湾里人”,村民也便没有把他们怎么样。不过,他们却由此被“湘江风雷”组织认为是不够忠诚的成员,再加上怕得罪本大队的社员,他们从此之后再没有参加过“湘江风雷”的任何活动。

  当桥村平静下来时,与之相邻的东方红煤矿的斗争却格外激烈,斗争的双方是“湘江风雷”和“顶天立地派”(也称“东方红煤矿造反联合会”,简称“东造联”)。至1967年秋,“湘江风雷”和“东造联”的斗争由文斗(大字报和批斗会)演变成了武斗,而吃亏较多的一方无疑是“湘江风雷”,因为“东造联”一则人多势众,二则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干重体力活的工人,打起架来自然占优势。不过,后来“湘江风雷”弄来了一批枪支弹药,立即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桥村大队“农联”的积极分子得知“湘江风雷”枪打“东造联”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次日再听到枪声后,“农联”40余人立即由林蒙古和林丁星带队赶往东方红煤矿支持“东造联”。“湘江风雷”见了桥村的队伍便马上开枪,结果林蒙古一听到枪声便落荒而逃,因此他也丧失了在“农联”中的威信。倒是林丁星显得特别“勇敢”,他直往前冲并大呼“抢掉他们的枪!”他后面的“农联”成员这才发现,其实对方只是在朝天开枪,于是他们迅速追上林丁星一并冲进矿区夺了对方的枪。一个星期之后,县武装部派人到桥村大队将枪支弹药收走。经过此事,林丁星在“农联”和桥湾的同龄人中树立了威信。

  至于桥村村内,此后一直比较平静,金吉祥所领导的“当权派”和林蒙古、林丁星领导“造反派”一直相安无事。实际上整个桥村的“文革”就这么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口号,实质性的批斗与反批斗再未发生。

  但是,金吉祥还是一如既往地谨慎,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表现得比“造反派”还“革命”一些。1974年桥村大队建成大礼堂后,施工人员请人写了“大礼堂”三个字,成扇形地排列在大礼堂大门顶头的墙上。金吉祥看了之后说,“我们一再强调要‘批林批孔’,要批判‘克己复礼’,你们怎么还写一个‘礼’字在上面呢?”于是,他让施工人员从桥村小学请了一个“又红又专”的老师从报纸上剪了“大会场”三个字放大,然后绘在了墙上。同年,桥村小学一位姓林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提到了一句地方谚语,“雷公叫了,芹菜不香”。这原本指的开春之后(以春雷为标志)不宜再吃芹菜,因为此时的芹菜已经不鲜嫩与芳香。可金吉祥批评他道,“林老师,你还信迷信呀?以后不要这样了(指他不该说”雷公叫“而应该说”打雷“)。”

  此外,金吉祥最为谨慎对待的还是手中的权力。为了不让自己被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替代,他一如既往地压制其他人入党。结果在其任支书的10年间内,桥村大队党支部竟然没有新发展一个党员。例如,他提出“慢慢考察”林枝田的理由是:“(林)枝田晚上出诊要么就要人陪着,要么就走大路不敢走小路,怕鬼,这证明他还信迷信,不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一再强调要破‘四旧’,怕鬼就是一种变相的‘四旧’。”

  比之于很多人描述的“文革”中的激烈斗争[[ix]],桥村的“文革”大概可算温和型的了。但这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不仅桥村周围地区的很多村庄大体如此,在诸多研究者提供的其他地区的案例中也不乏有类似于桥村的情况[[x]].缘何同一政策在基层实践起来会有如此大的区别的呢?这或许跟地方官员的选择有关系,同时也与不同区域群众内部结构和斗争策略有关系。关于前一因素牵涉太广,这里我们暂不作讨论,而后一种因素则在桥村与东方红煤矿的对比中看得较为清楚。

  在社会结构上,宗族文化较强地区的村庄较之于矿区的特点在于它曾为宗族组织所统合过。在宗族组织因外界力量影响而不再起主导作用后,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却并没有在村庄中迅速瓦解,它是一条“底线”。故而我们看到,桥村即便是在“革命”话语支持下(甚或可以说在政治运动的“裹挟”下),再加上村民间个人恩怨的积累与清算也常常发生,但斗争的各方终究“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否则,不仅从地缘关系上来说,将来相互还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相处(如“湾里人”认同),而且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有违“伦常”底线,很快就会遭到村庄道德舆论的谴责,并可能被村民借用“革命”话语施以惩戒。与此相比,矿区则不同,其工人来自不同地区,内部结构人伦色彩较弱且没有相应的道德体系作支撑,从而没有应对“革命”话语冲击的“减震器”,以致其围绕“革命”道德大旗的斗争比桥村激烈得多。

  不过,对“革命”旗帜的争夺,毕竟使原本正常的村庄权力竞争变得格外戏剧化(以致在今天看来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仪式化的“革命”道德话语实践长期脱离了原本朴实的村庄日常生活[[xi]]5,让不少村民身陷压抑。

  

  四、社会结构的纵向“翻身”与横向延续

  

  毋庸置疑,在“大集体”时代,外界导入村庄的新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庄既有的权力结构。在个人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政治性的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现象与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描述并无二致。不过,与不少地区(包括与村庄仅有一丘之隔的煤矿区)所不同的是,即使在“文革”中,桥村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揪斗、尤其是武斗事件。

  基于此类经验,我们可认为,以汉学为核心的解释思路——“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xii]]223-237,虽对宏观历史不乏解释力,但对乡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性则关注不够,而只笼统地认为它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桥村的经验证明,在原有宗族认同较强的乡村地区,各类政治运动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但村庄道德标准亦仍是重要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解释了,一方面此时期村民围绕政治标准而竞争具有普遍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依据“革命”话语的要求,将“阶级”认同当作自己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原则。

  简而言之,当我们以一种超越抽象化、纯粹化、非此即彼的态度,去追问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与文化结构“变”与“常”时,或许会发现: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的“翻身”过程确实是存在的,但也主要限于“翻身”(且新的纵向层级结构也滋生出了惰性),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革命”道德话语主要在前一个领域发生作用,而“伦常”道德话语则在后一个领域中延续了下来,阶级观念并没有代替人伦意识;在村庄权力竞争的过程中,两种道德话语则有了较多碰撞和复杂纠缠。这便是“革命”旗帜下村庄中的权力、道德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概貌,有变亦有未变之处,既不像“持续论”所描述那般浪漫地延续了传统,也不像“断裂论”所讲述那样发生了社会与文化结构的中断。

  若以此来追问,政治运动改变了什么,又没有改变什么,我们或可简要地说:较之于传统乡村社会,村庄纵向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流动已改变为由“革命”话语主导,但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也即横向社会结构)方面,“伦常”道德原则仍具有延续性,尽管有时它借用“革命”道德话语作外表而得以实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纵向层级结构的惰性问题也并没有太大改观。其结果是,一方面就干部而言,除了“公德”上的官僚主义之外,“私德”的问题也已出现;另一方面就普通村民而言,社会流动的机会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减少,政治标准成为几乎独一无二的社会分层标准时,人们对“革命”话语的不满也便产生了。这正是人们常说的“革命”巅峰中夹杂的“疲态”[[xiii]]166.也即,村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之间的脱节,暗含了“革命”话语在村庄社会结构中消退的可能性。

  

  感谢本人的博士论文导师吴毅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麻国庆教授,以及王建新、张佩国、张应强、贺雪峰、萧楼、丁卫、黄海、胡宜、石汉(Hans Steinmüller)等师友就本文给予的指点与帮助(当然,文责概由作者自负)。

  

    参考文献:

    [[i]]Siu Helen F.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ii]]黄树民。林村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2.

    [[iii]]Potter H.Potter J.China ‘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of a Revolu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v]]韩敏。回应改革与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v]]韩丁。翻身[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vi]]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vii]]布迪厄。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viii]]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C].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x]]张乐天。告别理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x]]Mobo C.F.Gao.Gao Village[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1999.

    [[xi]]张乐天。告别理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xii]]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xiii]]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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