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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青春期的躁动和回归

——1968年,中西方的相遇

更新时间:2010-03-08 19:04:51
作者: 徐友渔 (进入专栏)  

  

  主讲人: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时间:2008年5月24日

  地点: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1968年是世界各地青年学生大搞造反运动的一年,都是要造资本主义的反。但实际上各个国家的造反是不一样的,就拿同样是西方社会的法国和美国来说,法国的造反是学生和工人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而在美国,基本上是校园内的单纯的学生运动;在美国,造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反对越南战争,不愿意当兵,这一点和法国有差别。当然,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中国和西方的学生之间,中国学生在1968年对于造反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非常认真和深刻的反思,而西方学生的造反却是方兴未艾。

  

  法国——没有流血的五月风暴

  法国青年学生的造反,其特点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符合法国人的激烈性格和浪漫情怀,一般把法国青年学生在1968年的造反称为五月风暴。

  1968年5月3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

  从这年年初起,法国的一些大学就出现各种骚动,便衣警察也进入学校进行监视和调查。3月22日,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学院召开了一个学生组织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政府的逮捕。学生们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组织核心队伍,撰写和散发传单,模仿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革命运动,自称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5月3日下午,索邦大学有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和传讯一些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行动由此而触发,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则用石块还击。到了晚上,大街上建起了街垒。

  五月风暴的诱因和许多学生运动的起因一样,是政府夸大“敌情”,错误估计形势,愚蠢地调动警察入校镇压。对于学生而言,大学是精神、文化独立的所在和象征,警察的入校突破了人们容忍的临界点,使得不同派别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大家团结一心对付镇压。

  5月6日,近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下午和晚上,集会和示威的学生受到警察冲击,发生冲突,数百人被捕。学生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实真相,呼吁工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大学教职员工参与到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罢课声援大学生。

  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持,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警察撤出学校”、“撤消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

  5月10日,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到达高潮。学生们下定决心,使得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处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警察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学生以铺路石、推倒的小轿车等为材料建筑街垒。在冲天的火光和弥漫的毒瓦斯烟雾中,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在11日凌晨,学生修建的街垒被警察摧毁。冲突中受伤者超过千人,近500人被逮捕。

  5月11日晚,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和复课,法院将对被捕学生提出的释放要求做出裁决,并许诺政府将与教师、学生一道进行大学的改革。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对学生的让步,对警察镇压行为的否定。5月13日,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警察从拉丁区撤离,学生重返并占领索邦大学。也是在这一天,巴黎举行有8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5月30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在他的呼吁之后,大批支持者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学生和工人造反的游行示威。由此,整个局势开始逆转。到了6月中旬,一些大工厂结束了罢工。由于运动中暴力不断升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降低了。

  五月风暴开始时如狂飙突发,但一个月就渐趋平静。由于政府、警察、军队的明智和克制,没有发生开枪镇压和大规模流血事件,它不是作为惨案载入史册。蓬皮杜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解释说:“民主国家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决不能使用武力。”

  五月风暴的起因,最根本的是青年学生不满现状,感到束缚和无力,他们要想作为真正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控制社会生活。一位作为学生家长的右翼人士对学生运动这么说:“20岁,这是最慷慨忘我、也是最轻率的年龄,人格最容易受损害,同时也绝不妥协。这个青少年期没有定性、迷迷糊糊、忧心忡忡,一些觊觎权力的人要笼络他们、鼓惑他们、牺牲他们……但他们必须懂得,与他们的口号相反,权力在票箱里而不在大街上。”

  

  美国——校园内的文化革命运动

  如果说法国的学生运动引发了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震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那么美国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文化革命运动。

  照一般人的印象,美国的社会主流是保守的,所以才有“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与这种印象相反,美国激进的、批判的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流派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金斯堡、小说家克鲁亚克、伯罗斯等人的作品鼓吹反叛和放荡形骸的生活,使许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青年背叛社会的主流价值。而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问题则是产生运动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1962年6月,属于“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几十名学生代表齐集密西根州休仑港市,召开大会并发表《休仑港宣言》。该宣言对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呼吁建立确保个人参与和决策的民主社会。这份宣言成了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我们可以在《美国读本》中读到这份文献。而“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则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到了1968年,它在近400所大学设有分支机构,其成员多达10万。

  1964年9月,具有左翼激进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一场自由言论运动。这起因于校方发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校内从事与大学事务无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学生举行抗议集会,校方以纪律为名压制和开除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警察也开到学校,并在冲突中抓捕了大约800人,学校的教师、教授和大学评议会对学生表示支持。斗争延续到1965年初,根据大学评议的提议,大学更换了负责人,新的领导对学生做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告终。这可以看作是1968年大规模造反运动的前奏。

  1968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在此之前,学生不满和抗议在校内建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海军陆战队来校招募人员,在学校设立“防务分析研究所”,制造凝固汽油弹的化学公司到学校招募人员。在校方处罚了在图书馆举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后,数万学生在校内集会,接着,一些学生占领了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和一些教学大楼。在政府调动警察到校对付学生时,教师和教授们阻挡在大楼前,不让警察进入。在各种调停、磋商、谈判均告无效之后,警察强行攻入被学生占领的大楼,700多学生被捕,100多人受伤。

  学生运动也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现,在1968年春季,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和美国政府征兵工作的加强,哈佛校园内辩论、抗议和反战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学生特别不满军方在哈佛开设的几门军事训练课程,认为违反了大学自由和独立原则。到了1969年4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撤消对于参与学潮学生的处罚。在“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领导下,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校部大楼。4月11日凌晨,警察开进校园,他们向大楼冲击,殴打和抓捕学生。在清除了占领大楼的学生后,警察撤离了学校,这次事件中有近200人被捕,近50人受伤。警察镇压之后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许多教师的支持。由于内部在斗争策略上有分歧,由于没有得到校内大多数人和来自社会的支持,学生的斗争热情逐渐衰落,几天之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复课的决议。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美国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68年的上半年,大多数高等学校卷入斗争浪潮,大大小小的示威超过2000次。到1969年春,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全国至少有300所大学发生动荡,平均每天要发生两起事件。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气象员”派力图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造反,派代表团访问古巴和越南,并不断制造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这里要解释一下,“气象员”派是美国学生运动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它的名称出自造反活动家鲍勃•迪伦的诗句“没有气象员你也能知道风往哪边刮”,意思是要警惕欺骗。1970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军队进入柬埔寨,肯特大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警察入校镇压,在冲突中警察开枪打死学生,这引起全国数百所大学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数百万人卷入其中。

  也是在1970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趋于消停。“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发生分裂,“气象员”派在室内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使得暴力活动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学生始终未能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工人和工会组织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以至于被学生说成是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

  风平浪静之后,学生们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努力拿学分;走向投票站,走进教堂;和前辈一样,把求职、事业和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中国——青年学生独立思考的开端

  就主要的社会思潮而言,中国青年学生的1968年并不是造反的岁月,而是对文革,对自身的遭遇,对中国命运独立思考的开端。

  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和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差,在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造反已完成历史使命,接近尾声。

  最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与西方青年学生相对应和类似的造反。中国的造反高潮发生在1966年夏季。这一轮造反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血统论,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根据家庭出身分为“红”“黑”两类,后一类没有革命或造反的资格,那时叫做“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二是批判老师、校长,毁图书馆、砸教堂、冲寺庙,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和毁灭文化。

  在中国,标准的提法是“十年文革”,认定文革结束于毛泽东逝世和抓捕“四人帮”的1976年,而西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一般认为文革只有3年,结束于1968年,他们的着眼点就是学生造反的结束。

  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造反的终结:官方报刊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之前的8月底,毛泽东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要学生退下政治斗争舞台;紧接着,毛泽东派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大学和中学,恢复秩序;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已经实现;1968年12月,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曾经以造反而显赫一时的青年学生不但被赶下政治舞台,而且被逐离城市。

  最近20年来,许多人把1968年和朱学勤提出的“68年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专门为我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一书所写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用蘸满感情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曾经参加文革造反,但开始觉醒,大胆怀疑、艰苦思考的中学生。他热情讴歌他们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知识分子分内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无限惋惜地感叹他们因为生不逢时和条件艰难而没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开花结果,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历史的尘沙掩没,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的感觉是对的,对于那一代青年而言,盲从、狂热和造反始于1966年,在1967年达到高潮,1968年是觉醒和反思开始的日子。虽然,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和觉悟有先后,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势的驱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于无谓的斗争而不能自拔,但对文革怀疑、反思、批判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经出现,虽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着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独立性却相当明显,而且,公开的反抗,无畏的呐喊也已出现,为真理而牺牲的烈士在这一年奉献自己的生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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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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