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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

——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

更新时间:2010-03-06 10:31:56
作者: 哈贝马斯  

  

   本文是J.Habermas教授于2004年11月11日荣膺日本“京都奖”的答谢词, 原载《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2005, 第15 - 26页。)。

  

   实话说, 让我用通俗易懂的话讲讲我人生道路上对诸位有启发的经验, 面对这样的要求, 我着实觉得有些尴尬。稻森泉( Inamori) 主席让获奖者“谈谈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 什么东西在指引着你。”一般说来, 哲学家与外在事件联系不多, 而外在事件更多见于大众传媒。因此, 请允许我从公私关系这个问题入手, 讲讲我在私人生活中所遇到的障碍。

   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 可以让我讲得更清楚一些。在今天这样的传媒社会里, 公共领域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公开表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知名度。为了在大众传媒中引人注目, 明星们付出了混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代价。参与政治讨论、学术讨论或文学争论,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对一个主题的理解, 而不是为了展示自我。这里的公众不是由观众和听众构成的空间, 而是由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所构成的空间。他们关心的是交换彼此的理由, 而不是吸引目光。参与讨论的人关注的是同一件事情, 他们对私生活似乎漠不关心。他们不需要谈到自己。公私领域的界限不是模糊不清, 而是彼此互补。

   以上所述或许可以说明, 作为哲学教授, 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康德时, 为什么对他们的生平介绍一般都会很简略, 只限于交代清楚他们的生卒年代和生活经历。哪怕是哲学家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插曲故事, 也都是隐藏在对他们观点和论证当中。哲学家的生平并非传奇故事的题材。他们所留下来的, 最多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和独特意义的思想, 其中的谜团让后人反复琢磨。在我们这个领域里, 我们把那些其著作在当代依旧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称为经典思想家。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犹如火山的灼热内核, 生平简历犹如层层累叠的火山灰。这就是昔日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形象, 他们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相反, 我们这些依然健在的哲学家———当然,我们或许不过是哲学教授而已———一直都是我们时代的同行者。我们的思想越是缺乏原创性, 就越是依赖于思想发生的语境。有些时候, 它们甚至更多的只是表达了一种它们源于其中的生活历史。

   在1999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的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 题为《理性的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理性》。这个标题选得很不错, 因为公共领域作为相互之间理性交往的空间, 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公共领域、话语和理性这三个概念, 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任何一种纠葛都有着个人经验的根源。就我的兴趣发展而言, 有四种人生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 出生不久, 还在孩提时期, 我就接受了不同的痛苦的外科手术治疗———当然, 很多哲学家一生都有这样那样的病痛经历。(2) 上学之后, 让我记忆犹新的经验是由于残疾而导致交往上的困难和折磨。(3) 1945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青年时代, 我深深受到了德国战后一代独特经验的影响。(4) 成年以后, 我一直都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经验而深感不安, 战后德国社会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慢慢才实现了自由化。请允许我按照上述顺序讲一讲我对于理论与生活历史之间联系的粗浅看法。

  

   一

  

   首先还是从我童年时期谈起。我出生后不久就接受了一次手术。我不认为这次手术会彻底动摇我对周围世界的信任。但这次手术会唤发起依赖感, 也会让我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到后来, 人的社会性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了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有许多动物也是群居的。我们的近亲人猿就是生活在群体和家庭关系之中, 当然, 它们没有复杂的血缘系统, 因为只有智人才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并不是什么社会生活形式。要想辨认出人的社会属性的特殊性, 就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 zoon politikón) ”仔细翻译一下: 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进而言之: 人是一种动物, 由于他天生就处于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因此逐渐形成了使他成为人的能力。如果从生理结构上比较一下新出生的哺乳动物, 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哪种动物比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加不成熟, 更加无助了; 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需要如此长时间地依赖家庭的庇护, 离不开与同类成员之间共同分享的公共文化。我们人类互相学习。但这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中才有可能。

   我五岁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唇腭裂修复手术。这次手术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对他人的依赖。至少, 这种感受让我在思考人的社会属性的时候, 把我引向了一些强调人的精神的主体间性的哲学观点, 也就是说, 把我引向了解释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洪堡(W il.helm Humboldt) ; 引向了美国实用主义———可以追溯到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和米德(GeorgeHerbertMead) ; 引向了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符号形式理论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的语言哲学。

   对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直觉意识, 集中体现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这样一幅图景之中。这些范式一方面决定我们日常的自我理解, 但有时也为所有的学科明确了发展方向。我脑子里浮现的是这样一种主体性图景: 我们必须把它想象成一只手套, 只有向外翻过来, 才能看清楚主体间编织而成的网络结构。外在的东西表现在个别主体的内部。因为, 主观精神获得意义和内容, 有赖于彻底社会化的主体所分享的主体间的客观精神。个人面对他的社会环境, 并不像单纯的有机体面对自然环境那样——作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他们渗透性地与陌生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抽象对立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 因为新出生的有机体只有在接受了社会互动之后才能成为人。只有当他进入了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 他才成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内部共同拥有的一种公

   共性, 它既是内在的, 也是外在的。

   所以, 成长过程中的人要想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内在生活核心的话, 就必须把自己外化在通过交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当中。表面上的个人意识在他表达个人感受和内在冲动时也受到了公共思想中建立起来的文化网络的影响, 而这种公共思想是用符号表达并由主体相互之间所分享的。在今天的认知科学中, 笛卡尔式的单一意识观又一次复活了, 这一种单一意识是自我封闭的, 与其大脑和基因的有机基础保持着不透明的联系。这走上了一条歧途。

   我始终不明白, 自我意识现象为何应当具有本原性。难道我们不是首先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吗? 你是第二人称, 我是第一人称, 我们相互说话, 在你的目光注视下, 我不仅意识到我是一个鲜活的主体, 同时也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他人带有主体性的目光, 具有一种个体化的力量。

  

   二

  

   以上对我的研究范式做了较多说明, 我的研究在此范式中展开。我在这个框架内所阐述的语言哲学命题和道德理论, 可能受到了我在读小学时形成的两种特殊经验的启发: 一种是其他人不了解我, 另一种是他们用拒绝来回应我。

   第一, 我清楚地记得, 我在课上或课间让别人了解我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我鼻音很重, 吐词不清, 而对此我自己却毫无意识。我离开了家庭和熟悉的环境, 必须在陌生环境下证明自己。与人交流的失败, 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直不太受到关注的符号世界的现实性上———对待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像对待客观对象那样去加以把握。只有在失败的时候, 语言交往的媒介才会作为一个中间层面出现, 离开这样一个层面, 我们即便是作为个体也无法存在。我们始终都是处于语言元素当中。只有那些能说话的人, 才能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我们天生就与他人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才会个体化。

   哲学家们对于语言所发挥的这种团结力量似乎并不十分关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 哲学家们就把语言作为一种表现的媒介。他们研究的是我们表达客体和事实的命题的逻辑形式。但语言首先还是用于交往的, 在交往过程中, 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求亮明“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我们使用语言, 更多地是出于交往目的, 而不是出于纯粹认知目的。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 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世界的大门。事实上, 语言早就让我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语言里面一直都是有着世界观的。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特定语言接受的前知识并非一成不变, 否则, 我们在面对世界时以及与他人讨论世界时就无法习得新知识。这既适用于科学理论语言, 同样也适用于日常语言: 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的经验, 来重新修正谓语或概念的意思。

   此外, 我在口头表达上的障碍, 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一生都在坚信书面语言高于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掩盖了口头表达的瑕疵。我评价学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书面作业, 而不是根据他们在讨论课上的发言,虽然他们在讨论课上表现都很积极。正如你们看到的, 直到今天, 我依然回避在公众面前自由演讲, 因为我听力不好。我主要依靠书面表达, 应该说, 这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分。在交往行为中,我们的态度是朴素的, 而我们在话语中相互交换理由, 用来检验已经成为问题的有效性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找出更好的论据。

   第二, 这种看法帮助我对其他的经验做了理论思考———许多孩子在学校或路上肯定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他们与众不同, 就会受到并无太多恶意的歧视, 从而造成一定伤害。今天, 全球化、大众旅游业、全球范围内的移民, 一句话, 随着世界观和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所有人都会切身具有这种作为外来者遭到排斥和作为少数群体遭到边缘化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出, 对于外国, 自己是外国人; 对于陌生人, 自己是陌生人; 对于他人, 自己是他人。这样一种境况激起了我们的道德敏感性, 因为道德是由无数交往手段构建起来的保护装置, 离开道德, 交往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个体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一个人的个体化越是向内在发展, 他向外似乎就越是深深地卷入相互承认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网络一方面非常紧密, 另一方面又比较脆弱。这样, 他也就面临着彼此拒绝承认的风险。平等尊重每个人的道德要求就是想消除这样一种风险。道德设计就是为了消除歧视和在相互认同的网络中包容被边缘化的人。共同生活的规范在陌生人当中同样也可以建立起团结, 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普遍认可。要想发展这样一些规范, 我们就必须依靠话语, 因为道德话语允许所有相关者平等表达自己。它们督促所有参与者接受他人的视角。

  

   三

  

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孩提时代的私人主题。直到1945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历才有很大的拓展, 要不然肯定不会走向哲学和社会理论。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帝国本来是很正常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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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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