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相隔百年的这两位人士相提并论，是因为如下谈到的两人都是湖南人。郭嵩焘(1818年-1891年)是湖南湘阴人，杨小凯(1948年-2004年)籍贯虽在吉林，却因为父亲任职的关系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这两位湖南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以惊人的先见之明指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方向。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性情虽大不相同，却均有砺志救世之抱负。只不过，由于比较有文人气，所以他的仕途不如曾国藩来得顺利。不过，他的这个性情也正适合他去办另外一件事情：了解西方。

1874年发生马嘉理事件，中英以签署《烟台条约》收场，其中有一条，中国须派人到英国向英政府道歉。朝廷看上了郭嵩焘。1876年，郭嵩焘以兵部侍郎头衔出使英国，成了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兼驻法公使。这年底，已届58岁的郭嵩焘在上海登船赴欧。在出国沿途及在英法两国处理公事的短短两年时间内，郭嵩焘写下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日记。80年代初，钟叔河先生主持岳麓书社出版过一套非常有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对当时的开放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价值最大者，也许就是郭嵩焘这部上千页的《伦敦与巴黎日记》。

阅读这部日记，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位受过正统儒家教育、具有淑世情怀的士大夫，面对自由、繁荣的西方世界是何种复杂的心情。儒家树立了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秩序理想，但曾国藩、郭嵩焘等一批产生了道德觉醒的士大夫都公开承认，这个理想在中国根本没有实现，现实是黑暗的、令人绝望的。曾国藩带着满腔的忧惧离开了人世。但现在，郭嵩焘竟然惊讶地发现，儒家的伟大理想就是英国的现实。郭嵩焘这样描述英国的治理：

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歇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这难道不就是孔孟所理想、历代圣贤所追求的三代之美治?真儒家到了英美几乎无不发出这种惊叹。而且，英美世界首先吸引他们的，不是发达的技术，而是优良的治理秩序。而他们总是能够十分敏锐地发现，支撑这一盛治的，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

郭嵩焘就是这样推理的，所以，他很快提出一个伟大的命题：“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换言之，优良的政治制度最重要。

这样深刻的见识却被忽视了，甚至遭到打压。郭嵩焘把自己的日记压缩改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希望总理衙门出版。守旧者却因为他的这些看法谴责他是汉奸，说他　“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该书没能出版，他反而被撤职。回到家乡，更是遭到乡下守旧士绅的侮辱，最后抑郁而终。

这样的悲剧，在已故的杨小凯教授身上大体重复了一次。小凯教授的性情或许与郭嵩焘有点类似。在“文革”中，他因写了一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而遭到逮捕，时年19岁。此后在狱中一“住”就是10年。出狱后，在国内、国外专治经济学，但视野之开阔，当世华人经济学家、或者说全球经济学界，无人堪比。

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重回国内学界所发表的最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后发劣势”。这似乎是为郭嵩焘命题再度给出辩护。傻子都能看出后发国家的优势：它可以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但杨小凯提醒人们，这种优势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通过模仿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后发国家确实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后发国家的决策者、精英们因此就可能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而这必会酿成大祸：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很有趣，杨小凯教授的主要例证也是英国。

小凯教授的观点被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忽视、鄙视。尤其是已到世界银行任职的林毅夫教授，是主要的反驳者。但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紧张的加剧，比如最近发生的暴力拆迁等公共事件就已经证明，杨小凯教授是正确的。由杨小凯回望郭嵩焘，进步主义的虚妄一目了然：一百年间，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何曾有过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