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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阳:联邦制应否基于民族政治自治?

——从俄罗斯联邦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谈起

更新时间:2010-02-21 12:01:12
作者: 程雪阳  

  

  【摘要】对于地域广袤的大国来说,依据联邦主义建立联邦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大写真理”。然而,“联邦制的建立基础”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显然,并非所有的联邦制都利于国家的统一。以俄罗斯这个已经实行联邦制但却深深为之困扰的国度为例,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不但会引起一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攀比和嫉妒,而且最终将危害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关键词】联邦制;民族主义;民族政治自治;央地关系

  

  一个国家应当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一直是人们所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联邦制并没有在中国实行,亦没有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张。但在西方,甚至在本文将要讨论的俄罗斯,人们却普遍认为,依据联邦主义建立联邦制,对于地狱广袤的大国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大写真理”。在众多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知名学者的言说中,我们听到了对联邦制不绝于耳的讴歌和赞美。[1]

  附和、鼓吹或者批判联邦主义并非本文的重点,这个问题将存而不论。我所关注的是,当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大国决定实行联邦制时,其能否将联邦的基础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的基础之上。为此,我选择俄罗斯这个已经实行联邦制但却深深为之困扰的国度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不但不利于国内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而且将会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攀比、嫉妒乃至仇恨,并将最终危害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一、沙皇时代的遗产和债务

  

  毫无疑问,在谈及俄罗斯联邦制的产生时,我们应当追溯到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起草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首次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同时授予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自主地决定下述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如果愿意,他们将在何种基础之上加入俄罗斯联邦?”[2]

  对于此一宣言,以往的宪法理论更加关注的是其“首次使无产阶级的人权概念上升为法律原则”这一重要意义,但却忽略了其对于俄罗斯乃至随后苏联联邦制的建立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忽略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以民族政治自治为基础加入俄罗斯联邦所具有的可能意义。然而,这种影响却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样,“表面看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3]如果我们在认真回顾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我们将会发现,正是此一宣言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促成了俄罗斯联邦制的诞生,并规定了俄罗斯此后近百年的政治架构和发展方向,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依然与这一宣言所包含的思想密切相关。

  人所共知的是,直到20世纪初,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生活着诸多的民族和部落。在那里,沙皇实行着拜占庭式的神权专制。[4]出于宗教上的因素,历代沙皇对于新征服地域上的民族通常会给与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但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民族压迫几乎无法避免的。到了19世纪时,当“君权神授”的思想再也无法牢固地支撑沙皇统治时,俄国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重构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国统治集团认为非俄民族是革命的根源,因此希望利用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去抵制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安。[5]这意味着,沙皇所支持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境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人才是忠贞的子民,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只有在变为俄罗斯人之后才能取得与俄罗斯人同等的地位。在实现此一目标之前,他们只能被当作劣等民族和次等公民对待。[6]从1880年代开始推行的“俄化”政策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正如后来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那样,沙皇这种傲慢的政策和错误的做法带来了两种性质相同但效果截然相反的团结:俄罗斯民族的团结和非俄民族的团结。其中的缘由不难理解,当沙皇试图以出身和血统来给国内的民族进行两极排列时,其几乎触犯了俄罗斯帝国境内所有的非俄罗斯人。那些原本并没有民族意识的族群和部落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寻找自身的民族归属,并最终在部族整合的基础之上开始形成一个个的民族,[7]而本身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哈萨克人则更加凝聚一心。最终,最初效忠于沙皇的大大小小的,新的和旧的族群,如同沙皇所做的那样,开始诉诸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对抗沙皇的统治,只不过矛头相反而已。[8]

  于是,当1917年沙皇在无奈中退位的时候,他惠赠给后代巨大的遗产,即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但同样留下了庞杂的债务,其中就包括国内少数民族对于俄罗斯帝国以及这个帝国的主宰民族——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抱怨和仇恨。

  

  二、作为权宜之计的联邦制的无奈与乐观

  

  依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9]这一理论已为我们所熟知,不但理论意义深刻,而且对随后的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种用“阶级/国家”范式来描述和分析国家性质的理论,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影响,进而也忽视了民族问题对于国家建构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马克思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有关。在马克思看来,

  “民族感情本身旧是虚假意识的产物……一个特殊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制度的残余结合在一起实行的经济统治,有意或者无意地导致了它的产生。……民族主义是人类自决地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地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10]

  既然资本主义仅仅是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因此只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而且当无产阶级将统治整个世界时,民族主义的问题自然也将消亡。马克思相信,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随之消失。”[11]

  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尽管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却带有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且强烈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进步观印迹——直到在19世纪,

  “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往昔野蛮历史的一种非理性的遗存,或者是文明的倒退。”[12]

  那时的西方人,甚至是那些坚信人类的发展有规律可循的预言家和历史哲学家,从卢梭、康德、黑格尔,到圣西门、孔德,都坚信世界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方是黑暗的势力——教会、资本主义、传统、权威、等级制、剥削、特权,另一方是光明的力量,是为理性、知识、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壁垒,为平等和人权(特别是劳动大众的人权),为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为减少不幸、压迫和野蛮现象二从事的斗争,以及对人们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差异的强调。”[13]

  所以,他们要么是根本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以后的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威力,要么是认为它不太确定,以至于不值一提。尽管马克思的判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或者其他预言家的空想或者预测,但他同样认为,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忠诚是欠发达或者是野蛮状态下的非理性抗争,而且终将被历史淘汰——当然,人类随后的历史将证明,这种预测同样过于乐观。

  在最初的一个时期,列宁坚信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及其在全世界的实现,民族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然而沙皇时代留下的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问题却不容乐观。二月革命以后,民族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和自治运动,十月革命之后,尽管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917年到1921年间,首先是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领导的政府为“中央政府”,其次则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政权组织相继成立。这时,为了应对各个帝国主义对于新生苏维埃的围攻,列宁所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团结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更需要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正是在此一历史境遇下,尽管列宁将国家/阶级这一理论范式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4]但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只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民族问题,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范式中加入“民族”的因子,并发展出如下理论: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15]

  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大段引用列宁的言说,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不但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而且为俄罗斯以及后来苏联联邦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6]通过这段言说,列宁实际上初步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1)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2)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是支持甚至促进民族自决,“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17](3)为了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国内的少数民族应当实行最为广泛的民族自治;(4)对于那些已经分离和想要分离的民族,应当承认其民族内部的工人和农民的自决权,因为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仇视,而且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在列宁和当时的革命者看来,俄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其价值在于促成世界革命的到来,而且“世界革命即将到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肯定都会联合起来的。而到那时,连民族国家都不存在了,讨论某个民族归属某个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此时的列宁不但很大方地承认了芬兰、波兰以及乌克兰等国的独立,而且十分乐观地坚信它们最终还会回到苏维埃的怀抱。

  不过,即便是这样,留在俄罗斯国内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应当如何行使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列宁曾经表示“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18]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让他改变了上述观点,上文中提到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就是这种认识改变带来的结果。此时的列宁开始主张:

  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实际上,甚至联邦制,只要它是在合理的(从经济观点来看)范围内实行,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和联邦制……[19]

  为此,1918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

  “凡生活习惯及民族成分特殊的各州的苏维埃,得联合为自治州联盟,……此等自治州联盟根据联邦原则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具有独特生活方式与民族组成之区域将以联邦基础加入俄罗斯共和国”。[20]

  依据该宪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变成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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