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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炼利:重新认识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10-02-19 22:52:00
作者: 王炼利  

  如毛纺业工时从10小时延长到11.07小时,怡昌丝厂工时延长到12小时,日工资却从0.58元下降到0.42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统计概要》,1935年出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民国21年度劳资纠纷参考资料》1936年)。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下层社会中的一部分由此看到了并实现了“向上”发展的希望;同时,下层社会还有大批“向上”机会渺茫的人,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能吸收和发扬光大一切有利于她本身发展、有利于“社会资本化”的要素,却无情摒弃了还未来得及为“社会资本化”提供服务的其余要素。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冷血无情的一面,中国城市中罢工的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民族资本家时代正是大办教育的时代

  

  进入了“民族资本家时代”以后,上海一些新式资本家深感员工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工厂企业开办各类学校成了风气。纺织系统的申新、新裕和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和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根据国民党市政府“强迫教育”方针,设扫盲速成班;阜丰面粉厂开设工人学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文化课;五洲的项松茂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康元制罐厂规定新进厂工人须经过五年的教育,使之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总经理项康元提出办厂宗旨:务必使本厂成为学校化的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务必使本厂成为工厂化的学校,实行生产教育;他规定工厂实行职业教育的内容为:一、智能教育,二、常识教育,三、体格教育,四、道德教育,五、消防教育。厂歌唱道:“挺起胸膛,举起两肩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陶行知对康元制罐厂重视教育极为赞赏,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

  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认为“企业即学校,且为最实际的学校。”“凡有职工的地方,不管哪一个港口,哪一只轮船,哪一只囤船,哪一个车间,都有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他说:“我们这样训练人才不是要求他们仅有一种找饭吃的能力,……乃要求他们都有能力帮助社会,帮助社会解除灾难,创造福利。”

  重视职业教育,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有了最为直接的人才来源。如荣家企业集团开办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直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为了使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能适应现代化工业设备操作需要,专门设立工人晨校和工人夜校,进行在职教育。教育纯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讲授的课程达22种之多。工人可以自由选修,学习时间分两年、一年、半年。并还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和简单乐器演奏技能,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活动。

  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厂学徒出身,工头、领班、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是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三友实业社培养了一大批学徒工人,他们以后成为全国各毛巾被单织造业的厂长经理和老板。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天津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非常重视教育。

  当然,更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学校的先驱如开创实业教育先河的张謇、创建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创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的吴锦堂、兴办300多所学校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五金大王”叶澄衷、毁家兴学办浦东中学、广明小学的杨斯盛等,更是重教重学的楷模。

  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促进社会从下向上的流动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教育帮助人们安上了向上流动的翅膀。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厚的内在原动力。

  而今天的民营企业,有几个是这样重视教育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使命感的阶级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我们以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上、进步的一面,是知道不多的。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为开阔。整体而言,他们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那么野蛮贪婪。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以落后的、反动的面貌登上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光辉一面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为他的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因此,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如果拒绝了这个机会,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侍者,拒绝接受上帝的赏赐。” “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工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

  首先,他们没有基督徒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的宗教观念;又由于中国一直有着“抑商”的社会氛围,他们不可能像新教资本主义那样张扬,他们的剥削行为也远没有十七、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残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野蛮中步了出来,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当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能步出野蛮阶段,是与受《资本论》影响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既然不受监督的政府是腐败的根源,那么没有受到工人反抗压力的资本家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有幸于与西方资本主义步出野蛮阶段同步,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幸事!

  第二,他们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受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影响,搞实业不但是为赚钱,更主要是在从事事业。张謇从“状元”到实业家,是因为甲午战败给了他巨大刺激;天厨味精创始人吴蕴初办企业,守的信念是“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叶澄衷办学校,源于有一次他对在河边嬉戏的孩子们关照要注意安全,孩子们反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由此萌发了创办学校教化儿童的想法。独资捐款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卢木斋,他从小经历了“读书难”的苦楚,立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看。”事实证明,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精神上也是富裕的。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不是靠欺诈,而是靠务实——那些民国时期创下的“名牌”,就是实打实的!

  第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道德”层面深受传统文化“良善”一面的影响。

  项松茂亲与日军交涉营救本企业的职工,明知是飞蛾赴火有去难回,但他大义凛然:“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我是五洲的负责人,我不去救,难道还叫别人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说出“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对比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无疑,这里有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文化”的区别——出生于1880年的项松茂,童年在私塾读书,14岁就在苏州皮毛牛骨行当学徒,传统文化道德的“良善”一面, 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一部分人是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一部分人是在五十年代后的舆论导向下成长,那时,传统文化道德的“良善”一面已经被彻底否定,“斗私批修”这类政治口号,只能导致人性的冷酷、自私和伪善,这就导致了他们能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心安理得地“先走”,没有任何道德内疚。而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他们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得益者就是一路人!

  中国“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进步阶级。他们本来应该是摧毁千年皇权社会思想影响的最主要的进步力量。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也都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个使命,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早日完成。

  

  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远比“权贵资本主义”文明进步

  

  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农奴主,民族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时间,会少给工人报酬,但是,他们不会在把工人如此不当人,只有日本侵略以后的纱厂包身工时代,才可能与今天出现的惨烈现象做比较。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让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在权贵资本面前,中国没有一部能制约权贵横行的法律,譬如对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物权法》就表示无奈。市场经济本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能听凭市场经济成为权贵的一家独赢,听凭21世纪的中国再现活生生的奴隶。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中国皇权社会的色彩。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

  二、中国二千年来,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但普遍相信善恶报应,“凭良心”是社会基层百姓约定俗成的行为处事准则。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和参与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

  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说明我们离资本主义还远着!

  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其本质而言,缺乏的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

  

  写于2008年,2010年2月修改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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