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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宽容

更新时间:2010-01-23 18:34:17
作者: 约翰·格雷  

  

  同时,一些价值冲突产生于关于善的对立观点。它们不是产生于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而是产生于各种特定生活方式所崇尚的不同的善之间的对立。某些善在一些生活方式中是核心的,而在另一些生活方式中则不存在或者是边缘的。在晚期现代社会,个人自律和浪漫之爱备受推崇;但这些对立的善绝不会受到每个人的推崇。今天,就像在过去一样,有一些生活方式并不称颂它们,或者说有一些生活方式会诅咒它们。

  纠缠于不同生活方式的需求是道德冲突的共同根源。许多人面对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其中并不存在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法。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并非不完美的特征,而是人类可以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好地生活的标志。

  但并非所有的生活方式都能让人们生活得好。存在着普遍的人类的善与恶。有些美德对于任何方式的人类成长来说都是必需的。没有勇气与审慎不可能有好的生活。没有对别人的痛苦与快乐的同情,正义的产物不可能维持。缺少这些美德的生活形式是不会令人类幸福的。这样的价值观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可以被用于评价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

  有些价值是不可通约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价值多元主义的底线是善与恶的多样性,而不是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实现普遍的善、减少普遍的恶和解决普遍善恶之间的冲突上,或多或少都可能是成功的。

  且顺如此,普遍价值观并不会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理想生活——对人类、对特定的社会或对个体而言的理想生活。相反,如果普遍价值观可以是彼此对立的,就不会有什么理想生活,也许会有就任意个体而言的最佳生活,但没有一种无所损失的最佳生活。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也许有解决价值冲突的较好或较差的方法,但没有一种解决办法会完全满足每一项合法要求。有较好和较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一种政治制度会完全实现所有的普遍价值,并由此成为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典范。

  生活方式之间最基本的差异产生于它们处理普遍价值之间的冲突的方式。普遍价值使我们能够评估特定的生活方式;但它们并不等于一种普遍道德。

  在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中,即使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的最低要求也不可能总是会得到完全满足。推翻暴政可能会触发内战。广泛保护各种自由主义之自由会使给予这些自由以保证的政权不能长存。同时,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作为反对无政府的屏障,也许会恶化权力的滥用。明智的政策能调和这些矛盾,不可能指望去解决它们。

  价值冲突伴随人类而存在。原因并不在于人类对于善的生活有着对立的信念,也不在于——尽管这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正确的行动有时候以错误作为其阴影。其原因在于,人类的需要提出各种相互冲突的要求。无冲突的人类生活的观念有悖于人类需求的各种矛盾。

  不仅仅是因为对那些稀少的物质资源提出各种互不相容的要求,而使得人类的各种需要也许在实际上是对立的。而且,这些需要只能在无法结合到一起的各种生活形式中得到完全满足。一个职业军人的生活和一个麻风病看护的生活,一个股市投机者的生活和一个修道院沉思者的生活,不可能无所损失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生活包含着不易共存的美德,也许还表达了矛盾的信念,但它们各自都回应了一种人类需要。

  最佳的人类生活是彼此区别的,也往往是不相容的。这不是一种逻辑的真理,这是一种有关人类本性的事实。因此它并非不可改变。也许,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人类将试图改变使他们能够以如此多的不同方式生活的生物学天赋。没有理由说这样的企图不会成功;但如果确实成功了,它们就将毁掉许多迄今为止在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

  价值的冲突来自我们共同的人性的各种相互竞争的需要。一种道德匮乏被内置于人类生活的结构之中。正是由于人类的需要是矛盾的,也就没有一种人类生活是十全十美的。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生活不完美,而是说完美的概念没有意义。相互冲突、不可通约的价值的概念远不是奥古斯丁所谓人类的一切皆不完美的概念,奥古斯丁把人类世界的不完美同神圣世界的完美相对照。相反,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对立恰恰摧毁了完美的概念。

  善包含价值冲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状况必定总是悲剧性的。可以肯定,悲剧性的选择无法从伦理生活中消除。当各种普遍价值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时,正确的行动也许就包含错误。当价值发生这样的冲突时,也许就会有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么肯定就会有悲剧。

  但价值的多元性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悲剧,它意味着人类可以以许多种生活方式茁壮成长。当这些生活方式彼此迥异而无法比较它们的价值时,谈论得失就毫无意义。当这些生活方式不能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并不必然是对抗的;它们也许是可供选择的形式。如果要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就像我们有时候必须做的那样,那么这种选择并不必然是悲剧性的。这也许只是表明,有着丰富的生长方式可供我们选择。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情况就是一直如此。价值多元主义是对伦理生活的一种描述,并不是对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主义的一种解释。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有关人类本性的真理,而不是当代的状况。不过,价值多元主义特别适用于晚期现代社会。

  在几乎所有的当代社会中,多种生活方式的共存都是一个既成事实。这些生活方式尽管各不相同,但并非独立无依。它们不断地相互作用,以至于很难说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由于很多人都属于不止一种生活方式,要彻底地区分它们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方式是难以洞悉的棘手问题。它们并没有带着现成的标签,没有可以列数它们的一定之法,而且,它们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

  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有乡村居民和“都市年轻专业人士”的生活方式,有塔利班和贵格会教徒的生活方式,有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子女的生活方式,有“沙漠祖先”(Desert Fathers)和21世纪哈西德派教徒的生活方式,还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确定使某一人类活动方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必须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这也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借助一套松散的标准来区分它们。

  生活方式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实践,往往持续几代,有自我意识并为其他人所承认,排斥某些人,有某些独特的实践、信仰和价值观念,如此等等。这些标准往往不会产生明确的结果。两个社群也许会推崇许多同样的价值观念,但它们却陷于历史性的冲突而无法超脱。我们可以说,它们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但因对它们生活于其下的政权的忠诚而分裂(想想北爱尔兰吧)。抑或两个社群对于它们现今的冲突的历史根源有着截然不同的、对立的信念,对于许多社会问题有着相反的态度,并有着强烈的相互排斥的倾向(比如说,通过避免通婚)。那么我们也许会说,它们有着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还是想想北爱尔兰吧)。什么算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总是可以确定的。

  当代标准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提到多元主义时,指的是个人伦理信念与理想的多样性。同政治哲学至为相关的不应该是这种多元主义。晚期现代社会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们所包含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移民,还有在现代早期建构起来的内聚性民族文化的部分削弱,已经使得在同一社会里共存的种族与文化传统增加了。同时,持续的文化实验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为自由主义思想所预见。即使是现在,它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顺理成章地塑造着政治思想之议程的价值冲突并不是源自个体的不同理想,而是源自各种生活方式的对立要求。晚近的自由主义正统派忽视这些冲突,因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社会中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相比之下,价值多元主义对于晚期现代社会特别有意义——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由于选择、机遇或命运,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同时共存。

  如果要重塑宽容的理想以适应这一环境,自由主义思想就需要修正。按通常的自由主义解释,多元主义指个人理想的多样性。当同一社会甚至是同一个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生活方式时,就会形成多样性,自由主义思想很少谈到这样的多样性。但设定今日伦理学与政府思想之议程的,应该就是后一种多元主义。

  把这种状况视为现代一种特殊的不利条件是错误的。有时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杂烩总是包含着冲突的价值观念。希腊、罗马、基督教和犹太传统,每一个都包含不能完全转变成其他传统之伦理生活中的独有的善与美德。这些不可调和的元素一度充斥其中的“西方传统”的概念,经不起哲学——或历史——的细察。从来就不曾有也不可能有这些价值观念协调一致的综合。不过,在许多世纪里,这些不同的遗产在欧洲社会中都从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伦理理想。基督教的生活理想以其各种教条式的变化形式,以及它对人类本性之复杂性的审慎容忍,成功地排斥或边缘化了许多个世纪或千年里一直是欧洲遗产一部分的其他生活理想。要适应不同生活理想在同一社会中——而且往往是在同一个人的生活中——共存的情形,自由主义就必须被重新思考。

  在最新的自由主义著作中,多元主义的事实是指个人理想的多样性,这些个人理想属于随意联想的领域。这种看法的背后是自律个体选择一种独有生活方式的观念。这种类型的多样性类似于可以在某些城市里见到的民族菜肴的多样性。就像选择一家民族餐馆一样,采纳一种理想是私人生活中的事,但多元主义的事实并非个体拥有不同个人理想这一琐屑而陈腐的真理。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有意误解这一事实,因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种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上的共识。

  事实上,尽管大多数晚期现代社会说得好听,它们却丝毫没有包含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上的共识。许多人既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属于各种并不推崇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社群。与此同时,许多主要是支持自由主义伦理生活的人并不接受它的某些传统价值观念。个人自律的自由主义理想也就是成为个人生活的部分创制者的观念。对一些人来说,追求自律同对一个既有社群的忠诚相冲突。对其他人来说,它同回应现今的需要的自由不协调。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伦理生活不可避免地是混杂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和“后现代的”。

  大多数晚期现代社会远没有表现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上的重叠共识(lapping consensus)。相反,自由主义的权利和个人自律话语是在一种持续的冲突中展开的,这就是那些有着极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和社群为获取和维持权力而发生的冲突。在自由主义话语存在的地方,它的霸权往往是表面上的。

  如果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上的重叠共识到处可见,它就应该在美国存在。的确,在美国,实际上没有哪一个群体不援引自由主义的各种原则。但美国也被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所割裂,这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宣扬创造主义、“生存权”和其他原教旨主义事业,他们并不公开拒斥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就像有着类似信念的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许会做的那样。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为了原教旨主义的目标而策略性地运用的自由主义话语并非是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上的共识。就像其他晚期现代社会一样,在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道德多元主义。

  晚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声称,对于多元主义事实的适当回应是一种“正义理论”。约翰·罗尔斯及其追随者们的“政治自由主义”声称要提出一种能被所有对善有着不同概念的人接受的正义阐释。按照这种当今的正统观点,自由主义制度不只是众多有可能合法的制度中的一种,它是惟一一种有可能总是完全合法的政治组织。在晚近的自由主义思想中,这种主张同另一种主张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使得自由主义合法化的是它对人权的保护。

  对罗尔斯来说,就像对罗纳德·德沃金、P.A.哈耶克和罗伯特·诺齐克一样,政治哲学是法哲学的一个分支——关注正义和基本权利的一个分支。政治哲学的目标是一部原则上普遍可行的理想宪法,它规定了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一套固定准则,这套准则会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共存的各种条件——仅有的条件。

  这些思想家宣称,各种善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综观正义或权利的各项要求得到解决。但正义和权利的各项要求之间可能并确实会发生冲突。不只是一种权利的要求会同另一种权利的要求冲突。单独一种权利也会提出不一致的要求。没有一种解决这些冲突的惟一合理的方式。这一真理有着大量的后果。它意味着没有理想的自由主义政府这样的东西。由于权利会提出各种能够以不同方式得到合理解决的对立要求,这样一种制度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说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制度并不是要为政治中的不完美辩护,而是要拒绝理想制度这一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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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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