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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清浊之间

更新时间:2010-01-23 17:53:46
作者: 孙郁 (进入专栏)  

  

  严家炎先生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汪氏自己也是承认的。但当有人把他和周作人类比时,他则有些不满。原因是自己有的东西和苦雨翁并不一样。实则说来,周作人也非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不关心时事,其间也有不平和无奈。至于他自己,虽然并不激进,不是事功心强的人,但思想里坚守的东西也是多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审美底色,后来差不多一直在这样的底色里行进的。他到上海后,接触的人也非左翼色彩浓厚的人,在他那里,唯美意识还是多少存在一些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郭沫若那个圈子里的人,也和周扬那个气场里的人距离遥遥。血色的意识好像不太适合他,也许是太惨烈的缘故。左翼的作家往往有殉道感,责任在肩,心是抱着世界的。汪曾祺在道理上懂得这些,可是自己的心还是在不大的园地里。对不能做的事,他是远远地躲着的。你看他后来虽在文化部门工作,可是很少在热闹的地方。除了编剧生涯有不能拒绝的写作外,基本与主流的世界是有距离的。

  人偏离流行的文化的时候,假如还有爱心与创作的欲望,就能拓出新的园地来。在品评历史与文化时,也就获得了别样的目光。比如不喜欢宏大的叙事,很符合他的思想。在一篇文章里,汪曾祺表示过对李白的不满,意思是其文有点洒狗血。这只是审美层面的差异,背后还有对世界看法的不同。那观点无非是李白过于入世,又无入世的本领,只能徒作高论了。人应当安于小,不被俗谛所扰,如是才能有所进益。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超俗只是一点幻想,在漫长的人生之路,谁都无法免俗。陶渊明的隐逸也是逼而无奈,苏轼不也在进退间徘徊么?

  士大夫要独立,在封建时代颇为艰难。像李贽、傅山那样的人毕竟是少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空间。鲁迅那时候慨叹,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大家都依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他后来对胡适的参政议政不以为然,大概就是警惕成为官的帮闲与帮忙。这是铮铮铁骨的知识人的理念,后来的读书人不太易坚守于此。像汪曾祺这样的人,和五四那样的知识分子比,有的境界是退化的。

  汪曾祺这样的人是找到了逃逸苦楚的方式的,那就是在审美的自慰里,以清纯的谣俗来洗涤泪痕,在人性的美里发掘升华自我的办法。其间宁静的洗染,隔离了俗界的喧闹。不免是逃逸的快慰。但是许多左翼作家却喜欢在剧烈的冲突里拷问我们的思想里的怪影。家、国、天下一直萦绕于此。在家、国、天下的框架下讨论节操问题,易进入同语反复的苦境,思想会在轮回间打转,在那样的语境里,是不会有结论的。汪曾祺看清了类似的难题,所以他绕过了李白的传统,也绕过了茅盾的传统,回到了废名、沈从文那里,以洗练、冲淡之气,自塑己身。

  读书人要自立,要有一个自立的空间。可是这样的空间是少的。汪曾祺看到,努力济世的人,后来成为缺少温情与美丽的人,这是可怕的。不仅李白的传统他不喜欢,杜甫的传统与之也非亲近。杜甫那样的悲慨的气质,他一直没有,迂腐的忠诚也是稀少的。当代中国的文人里,喜欢李白与杜甫者多,中间的一条是陶渊明的路。曹聚仁说周作人走的是这样的路。那么我们不妨说沈从文、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样子吧。现代以来的作家,将李白与杜甫合流的人不少,可是后来把文章弄坏了。在那些人中,口号与忠心成为主宰,唯独没有了自由的飘逸感。刘白羽、杨朔的文字在汪先生看来远离了李白与杜甫,反而把他们的枝节的东西吸收过来,遂造成了一种畸形。所以文章以朴实平静为体,在他看来是最缺失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因素,才有体温感。而我们有体温感的文字,真的太少了。

  像茅盾那样的作家,他就亲近不起来。要知道,恰恰是茅盾的审美意识流行了许多年,可谓占重要的位置。茅盾推崇的那些作家,他都有点隔膜,好似与自己没有关系。汪曾祺生活的许多年间,是左翼文化流行的时代,他不太适应这些,可也没有反抗的意愿。水各有道,自得其流,那是没有办法的。社会的大变迁,乃思想与民众之力所致,我们无法抗拒。茅盾那样的作家,是社会潮流的掀动者,直接影响了时代。汪氏自知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又不能拒绝它们,只能是顺流而下吧。他参加样板戏的写作,不就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但一面也有做戏的痕迹,知道是啖饭之路。在火红的年代里,自我的小情调是要藏起来才对的。

  宏大的与细小的,都有清浊的问题。汪曾祺那个传统坚守的往往是纯朴的东西。在他看来,空言无益,把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用到文章里,就易虚假,最后流于精神的浑浊。而沈从文那样的安于平淡的艺术,倒可以在此显示出清洁的一面。这个问题其实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有宏大的抱负者,也有伟岸的传统的,只是实现它的很少,追逐甚多反而易伪。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气魄与境界而言,乃世间佳品。本来可以控制在一个层面上,可是后来贪大,反而把全书破坏了。刘绍棠写的比孙犁多,却无孙犁的清纯秀雅,后者在节制里呈现的是精神的高大。在宏大的叙事间,杂质过多,人反而复杂化了。茅盾、杨沫都有这样的问题。在气象上,许多作家不及他们,这是公认的。可是大家后来却和这些人亲近不起来,似乎被其文字间的堡垒隔离在另一个天地间,倒让人对那些安于小的人有了种种敬意。废名、沈从文后来被许多读书人所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虽然是淡淡的,既没有独特的思想,也没有出奇的审美理念。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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