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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0-01-12 02:40:22
作者: 高勇  

  并不能构成一道真正的阶层流动屏障;第二,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其实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两种屏障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第三,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也并不是天然静态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强度也是在变化着的;第四,除了这两种屏障之外,还存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屏障机制?

  李路路在研究代际流动时,在方法上借鉴了“阶层流动”的范式,如采用了包括父代地位、子代地位、时间、城市等4个变量的对数线性统计模型。他的结论是:“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原有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没有随着制度转型的过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是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甚至有所强化”(李路路,2003a:134)。我们同意,社会樊篱仍然存在或者仍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但是樊篱的布局是否依旧?在其后的一项研究中,李路路借用了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等人使用的拓扑图来设计了几种主要的代际间阶级继承关系和阶级渗透关系,其中特别指出了在阶层分析框架中存在的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界、农民阶层与非农劳动者之间的分界,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的自我封闭性(李路路,2006)。虽然这已经非常明显地涉及了“社会樊篱”问题,但是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比较中显示的共性背后的社会流动机制,而不是中国代际流动樊篱的时段变化,因此也没有触及到社会樊篱的流动问题。

  缘此,本文下面的分析任务,就是要用量化的方法手段,揭示出中国代际流动图景中“樊篱的流动”。

  …………

  

  四、讨论:理论与方法上的反思

  

  本研究数据量尚不够大,方法模型也并不精致,阶层分类也只有简单的三大类;它也没有能够回答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但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启发性的,对于社会樊篱变化原因及后果的讨论有可能深化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更细致的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希望对此加以明确。

  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路数有许多隐而不现的假设,只有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方法路径才有其正当性。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假设前提可以起到简化问题、增强分析效力的作用。但是当时空背景转移时,这些隐而不现的假设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和忘却,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也往往因此而失去。重视时空背景,这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传统智慧之一,社会学者应对此有足够的自觉和敏感。

  本文正是通过对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假设进行反思,提出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应同时关注“流动的樊篱”与“樊篱的流动”。

  在代际流动研究上,本文希望回归到结构主义的取向上去。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个体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布劳—邓肯模型实质上是个体主义取向的,它描述的是个体通过教育获得地位这样的故事。阶层流动范式更多地带有结构主义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却被“社会开放度”等简单化的问题所遮蔽。本文指出,代际流动研究重要的不只是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不只是社会开放度,重要的还有社会结构中的樊篱以及樊篱的变迁问题。

  代际流动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更为多元化。传统上认为量化研究倾向于静态的、关系式的研究,但本文恰恰是用量化方法揭示出了变迁的社会图景,因此对于任何方法都不应有僵化的认识。在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结构时,变量分析、模型建构、民族志、历史比较研究、过程—事件分析同样都可能是灵活的方法工具。在将来,探讨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共同努力。代际流动研究期待着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而多样化的方法一定会为代际流动研究这一经典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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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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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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