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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钢:罗尔斯的规范方法论:契约、无知之幕和反思的平衡

更新时间:2009-12-14 19:19:10
作者: 何包钢  

  无宁说是出于一种策略。当法军侵入德国时,法军统帅制定法律,规定安分守已不反抗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法兵如果伤害敌国的农民,要受到和伤害本国农同样严厉的惩罚。但在海战中,情况就不是这样。海军大将对可能截获的商船,都加以捕捉和抢掠。许多商人和农民同样都是无害的,何以所受待遇如此不同呢?原因是,不抢劫农民对侵略国的统帅有利,因为劳师远征,如果还得随军携带粮秣行军必将非常困难。能使敌国农民留在家中,他便能得到粮食供应而不必采用其他方法。\"[17]

  

  4、反思的平衡

  

  罗尔斯方法论另一个特征是反思的平衡。这一方法很复杂,难以运用,但十分重要。直觉在道德学科中一直是很重要的方法。我们拥有正义的信念,是因为它们看来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从其它的信念中演绎或推导出来的。我们的直觉预示着某种更抽象和更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本性和实质(即康德的如同星空般的道德原则)。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在原初状态中选择的原则与我们直觉上感悟到的正义信念是吻合的。换言之,当我们应用自己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时,我们将直觉地并以最自信的方式进行同样的判断。例如,我们确信,宗教的不宽容和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

  但是,一旦我们考虑一种分配财富和收入的正确方法和原则时,理论与直觉有时是有矛盾的。为此,罗尔斯主张一种特殊的方法,即反思的平衡,以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契合。反思的平衡需要参照事情的各种情形,涉及两个过程。我们或者必须修正对原初状态的理解,或者修改我们现在的判断。我们需要在理论判断和直觉信念判断之间反复来回思考,直至达到两者之间最合适的吻合。当我们在权衡了各种观念之后,或者修正自己原先的正义观使其符合其中的某一正义观,或者持有原先的直觉信念和相应的观念,最后达到一种与各种道德信念相一致的道德理论。[18]当个人诉诸直觉解释他的正义感时,他可能很好地修正了自己的判断,使之适合于其正义原则,即使理论与他现有的判断确实不相符合。对个人正义感的最好解释是在反思的平衡中使各种正义观与他的判断相一致。[19]

  说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他在《正义论》中几次修改了关于两个正义原则的公式或表述。请注意:这不是重复!

  运用最大最小值规则作为总的选择标准,罗尔斯得出了普遍的正义观:所有社会的基本财富-----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任何或者所有财富的不平等的分配能够有利于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

  罗尔斯论证的第二阶段是为了推演出一个自由优先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把自由从其它社会基本财富中分离出来:自由被定义为最重要的基本财富,应该被平等地分配。自由的特殊情形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求自由的权利替我们决定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因此,罗尔斯说,我们不会因为别的基本财富而牺牲自由:我们坚持认为自由是第一位的。因此,罗尔斯初步形成了两个正义原则的公式:

  第一:每个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拥有与其他人相类似的基本自由体系。

  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被这样安排,使之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② 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通过反思的平衡,两个正义原则最后形成为:

  ⑴ 第一原则:平等自由原则:

  每个人具有平等的权利拥有一种完全充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这种自由体系与所有人相类似的基本自由体系相一致。

  ⑵ 第二原则:差别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在机会的公平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分开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0]

  

  5、对罗尔斯方法的应用和批评

  

  罗尔斯的方法非常复杂,难以简单地运用。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可谓形成了一个\"罗尔斯方法事业\":很多人运用他的方法。例如,Beitz将无知之幕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他说,\"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不能被假设成知道他们是某一特定国家的社会成员,最初是为他们的社会选择正义原则的。无知之幕必须扩展到国家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等事务中,因此,被选择的各种原则应该运用于全球性事务。…假设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是成功的,那就没有理由认为正义原则的内容随着原初状态范围的扩大而发生变化\"。[21]

  戴尼斯将罗尔斯方法论延伸到对健康关怀的思考。他认为,应该把健康关怀包括在正义原则的应用范围之内,以便保证每个人得到健康关怀的公平平等的机会。健康关怀制度应该被包括在背景制度之下,以便为每个人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这些制度可为公众健康、环境清洁、个人医疗预防服务、职业健康和安全… 我们需要一种较稀薄 (thinner) 的无知之幕,因为我们知道资源的有限。[22]

  自由派的女性主义也运用罗尔斯的方法论,例如, Okin 认为,从女性主义角度看,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概念具有一种潜在的有用性。\"原初状态,因其参与者隐藏了性和他们的特殊属性,如天赋、环境、目的,而成为一个挑战性别结构的强有力的概念。[23]

  对罗尔斯方法论的批评,不乏其人。德沃金认为,罗尔斯是通过(through)原初状态证明两个正义原则的,但缺乏论证依据的\"来源\"(from)。德沃金说,无知之幕概念是不必要的,因为罗尔斯已经运用了反思的平衡的方法。对两个正义原则的真正证明应该是没有无知之幕的证明。一般而言,英国学者倾向于从其经验主义传统出发批评罗尔斯。例如,如果说,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假想的人所处的假想状态,那么,Brian Barry则喜欢一种真实的人之间的假想的对话。Barry提出,各方清楚地得知自己处于一种平等力量的状态下,但可以通过一票否决权得到保证。[24] 也许有人会说,一票否决权只是对罗尔斯方法的补充,但不构成对原初状态方法的批评。此外,从经验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如果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观念是假设的,那么,这些假设的一致性就没有约束力量。但是,现实主义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虽然罗尔斯清醒地意识到理论不具备约束力,但是他旨在多元社会的条件下探求道德同意是如何可能的。

  经验主义的批评是否有理,完全见仁见智的事。罗尔斯可以轻易反驳说,他的方法是一种理性选择,并非是通过经验归纳来达到。自然地,一个经验主义者会反驳说,人类总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对道德原则进行评断和选择的。这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高度赞扬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方法,认为其优点在于摆脱了偶然性偏见和情绪化的认识。另一种观点认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与我们日常道德选择的经验生活相反,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利益、情绪和意志影响了人们的直觉判断,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原则的选择,各种道德的选择总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总是摆脱不了偶然性的。

  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也批评罗尔斯的方法。Okin,女性主义理论家,虽然肯定了原初状态概念的价值,但是,批评罗尔斯只一般性地运用男性术语描述假设的原初状态。她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概念忽视了性别问题和家庭中正义问题,因此,影响了他对个人怎样发展出正义感的解释。罗尔斯认为,性是与道德不相关的偶然性因素,它们隐藏在无知之幕背后。Okin则认为:我们在形成和应用正义原则时,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把两性的相关地位考虑进去。特别是,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对女性的视角有其特殊的解释,因为他们\"对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的认识必须包括对女性的知识,即认识到女性在许多方面已经是,并且将继续是更少受惠的性别。\"[25] 必须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也对罗尔斯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Michael Sandle说,原初状态中的个人是与他们既定的经验特征相脱离,他们没有能力作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26] 他偏向于特殊主义和多元主义,持这样的观点是较难达到普遍一致的看法的,不可能解决罗尔斯所提出的如何在多元社会条件下寻求一个交叉性共识。

  

  6、为什么中国人很难接受和消化罗尔斯的规范方法?[27]

  

  行文到此,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所指出的的中国人缺乏规范方法论 的问题。在中国可轻易找到激进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言论,但是难以觅到罗尔斯式方法论上的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将自由主义看成是一种方法,一种道德选择的知识程序,一?quot;政治几何学\"。大多数国人只要自由主义的结论,较少地体验与运用其方法。即便重视罗尔斯式的方法论,其运用也非易事,因为这需要与我们日常简单的情感诉求进行斗争( 直觉、情感式思维管用,可吸引人)。贫乏的规范方法论使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停留在口号式的层面上,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难以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的一个原因。中国未能接受或消化自由主义规范方法的原因很多。下面择其主要的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实用主义思维习惯和传统使得契约方法不能推广开来。从实用立场出发,中国人毋须一个抽象的\"规范\"假设更无法接受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中国学术强调考证,实事求是。正是这一点,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 如 休谟,当代的John Dunn),不喜欢罗尔斯所提出的与经验事实较远的方法与概念。此外,契约论方法在于把经验式、情绪式讨论价值问题的方法转化为一种理性思辨方法,一种哲学反思程序。但是,中国人对价值的讨论,大多从古典(孔孟) 或新经典(马列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 原则出发,或通过列举日常事例诉诸于人的情感来讨论价值伦理问题。这种运思方法生命力强,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当中国知识分子要谋求社会知名度时,就往往不自觉地容易诉诸于情感来讨论价值的方法。相反,一旦运用罗尔斯式的方法论,就会丧失无数的潜在的读者。

  第二,罗尔斯规范方法背景是一整套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即个人是道德原则选择的起点、基本单元和核心。相反,中国集体主义思维深入人心,人们也许会反对某种\"集体\",特别是反对国家政府,但是,某种结构、社团、整体却是思维、道德思考的起点、基本框架和核心。这种方法可夸张说已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由此,中国人很难真正消化罗尔斯的规范方法。

  第三,罗尔斯的契约规范方法有其历史实践为素材。英国人移居美洲时常常通过社会契约管理日常事务,大选、修改宪法的公民投票都渗透了一种契约精神。这种历史实践是罗尔斯方法的理论源泉。相反,在中国很难找到这些历史实践来说明契约方法的可靠性、可操作性。例如,近几年来农村搞乡规民约,按理这是一种农民自愿签订的契约或合同,但是,在实践中乡规民约是一种政府行为。乡镇政府制定了一个乡规民约的标准文本,再让农民自己根据本村的情况进行修改,在村民中通过实施。比如,不少地方把国家的征税要求写入到乡规民约中,并没有通过村民讨论,也未能通过村民投票,就成为一?quot;契约\"。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民约成为惩罚的一种工具。如此的\"民约\"实践,怎么会让人们接受罗尔斯所说的规范方法呢?由此看来,运用罗尔斯方法论的背后,是要改变一整套社会实践和某种整体型的、实用型的思维方式。

  

    注释:

    [1] Ronal Dworking .Taking Right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p. 158.

    [2] 古典社会契约论的讨论见Ernest Barkerr, Social Contract: Locke, Hume and Rousseau,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契约:洛克、休谟和卢梭》,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

    [3] Dworking, Taking Right Seriously, p. 182

    [4] 可与Nozickt 的无意识契约和Gauthier的相互影响的契约进行比较.

    [5] 在Chandran Kukathas 和Philip Pettit的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and its Critics (《罗尔斯:正义论及其批评》), Polity Press, 1990) 一书中他们把罗尔斯的契约论描述为一种经济契约,不同于Hobermas的政治契约。这一观点是值得讨论的。

    [6]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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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政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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