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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莹 林闽钢: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更新时间:2009-11-18 21:07:18
作者: 童文莹   林闽钢  

  以致使社会风险扩大化,给社会和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是一种内部监督程序,一般的启动程序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故意或过失、不正确履行或不履行职务的行为追究责任。行政问责是伴随着现代责任政府而产生,来源于西方。2002年爆发“非典”之后逐渐在全国形成的行政问责制正反应了治理发展的趋势。建立一套适宜的行政问责机制,将会极大地推动体制和机制的重建。

  (二)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从“冲击-回应”模式向“预防—主动”模式转变

  国外社会风险治理的主流趋势是更加注重风险管理的上游机制,即把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计划[10],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在当前的发展趋势更越来越注重预防,突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风险治理理念,针对薄弱环节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减少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降低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

  体制型风险治理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政府只有在政策、规划、资源的管理方面有效地实施了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才能有效地预防、疏缓和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因此,针对我国体制型风险“冲击-回应”模式,本文提出要向“预防—主动”模式转变。

  “预防—主动”核心在于提高政府和社会应对体制型风险的预防和应对的能力。“预防—主动”的风险治理模式是指运用系统的方式,确认、分析、评价、处理、监控风险的过程。即把风险的管理与政府政策管理、计划和项目管理、资源的管理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并在政府管理的过程中,突出风险的分析和风险的管理,这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的能动环境;确认主要的风险;分析和评价风险;确认风险管理的能力和资源;发展有效的方法以降低风险;设计和建立有效的管理进行风险的控制,有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1)完善社会安全阀。社会安全阀是一种“预防—主动”的安全设置,完善和建设各种社会安全阀的渠道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定期召开各种协商会议,听取各个阶层的代表对政府重大决策的意见,让政府可以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第二,允许公民在法律程序内进行游行、集会、示威活动,表达他们的不满,维护他们的权利。第三,舆情调查机构定期进行国情调查和民情民意调查,并将信息准确传递到管理层。第四,允许传播媒介进行舆论监督,欢迎广大群众通过媒体的社会舆论发表见解和提出批评。第五,开展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各种形式的领导与群众的对话活动,沟通管理层与社会基层的信息,把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第六,做好上访与信访工作,开展机关干部“大接访”、“大下访”等活动,通过下到社区解决问题,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导火索。第七,发挥社会团体的桥梁作用,发挥民间组织在调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中的作用。安全阀制度一方面通过阻止其它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社会安全阀显露社会风险的信号,为社会风险预警提供帮助。

  (2)做好社会风险预警。社会风险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但它的发生和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通过社会风险的监测机制和报警机制,使社会能做好应对的可能,在一定意义上,能减少社会的损失。第一,需要建立一套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通过这套指标系统,可以全面监测社会风险警源、评价警情程度、预警社会危害。第二,建立社会风险信息管理系统。围绕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内容,开展社会调查,广泛收集相关数据。建立依靠计算机辅助管理的数据管理系统,完成数据的录入、分类、汇总、储存、更新及数据计算工作。第三,进行社会风险预警的专家评估。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需要专家对社会风险进行评估,确定警情和警限。

  (3)注重防范社会风险能力建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下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将会愈来愈大且多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体制型风险会以各种风险相叠加,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防范社会风险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关注对个人提供物品或服务,而是关注社区和社会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进步和社会结构,所以,防范社会风险能力建设重点也不再是关于缓和个体需求或寻求集体利益。相反,它是关于风险的防范和风险管理责任的配置。

  第一,建构共责风险治理机制。现今人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国家没有了(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敌人,却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体制型风险已经超出了工业社会的控制力,风险也因此成为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最强符号,因此,应该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现代社会,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或社群)之间应该保持某种平衡,全社会都应参与到对风险的界定、讨论和决策中,而参与的扩大和深入使公众了解可行的方案。

  第二,要加强政府的适应性。体制型风险的空间扩张性和时间延展性,使得这类风险的应对必须从时时处处入手,避免风险的扩散,由可能性风险转化成后果严重的风险。政府的适应性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在社会事务管理上重新界定目标函数,重视应对政策的积极性和预防性,针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采取灵活的治理,使政府精力更多地用在防患于未然。

  第三,发挥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领航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形式、分配方式、价值取向等日趋多元化。多元化本身可能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可能使社会充满了风险。而我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处于一个高风险时期,教育、卫生、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成为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如何将多元力量整合凝聚起来抵御社会风险,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强有力的政府。没有政府的主导,没有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统一力量,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同样,抵御社会风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公民等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公共政策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使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享其成、各得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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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6.

    [3]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157.

    [4]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23.

    [5]Piet Strydom,2002,Risk ,Environment and Socie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p.81.

    [6]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London :Polity Press ,1999.pp.3-4.

    [7]史培军等。建立中国综合风险管理体系[J].2005,(1)。

    [8]程德明,唐亚平。怎样理解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内涵及相互关系[N].解放军报。2006-12-20.

    [9]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3.

    [10]J.A.Walter.RISK21-Coping with Risks due to Natural Hazards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RISK21Workshop ,Monte Verità,Ascona ,Switzerland,28November -3December 2004.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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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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