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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轻浮急躁 擅自独断”: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更新时间:2009-11-03 21:59:54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蒋介石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

  自然,丢掉大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民国38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近因”:“外交失败”、“军事崩溃”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 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 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编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 。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对历史作出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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