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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9-10-31 02:48:30
作者: 张新光  

  “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5](p248)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1](p453)然而,“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所以在当时,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都带有某种任意性:就是按农村社会主义最终格局是全面集体化,用集体农庄模式覆盖一切来考虑问题,并将它强加于全国,这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犯错误的。更何况引入阶级斗争,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出了“国家可不可以少购几十亿斤粮食换来一个合作社”[9](p42)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即将到来”[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规定模式来完成任务”[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责成地委、县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11](p123)这样势必导致地方各级政府搞“政治浮夸风”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基层干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二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此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这样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13]譬如说,“在粮食问题上,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有过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从全国看,1953年首次统购,共征购粮食785亿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又多购了10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1955年春天许多地方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不仅农民有意见,而且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当时,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闹粮荒死人了,甚至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9](p41)但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9](p40)同时,他针对党外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共产党进城后丢了农民”的尖锐批评,极力反驳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1](p105-106)总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11](p243),“从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关系在乡村社会渗透、扎根和深化的过程”[12](p253),“是将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过程”[11](p172)。可见,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质是把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成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十分形象的话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这样,“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地方政府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也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了七十九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编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从此,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等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变成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地方政府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中国的农民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13]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全国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是三千万人,11月是六七千万人,12月是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14](p681),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后,仅花了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5](p51)。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从1958年8月的几百万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万人,10月底达到六千万人,11月达到九千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调到钢铁生产第一线,留下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15](p93-94)。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暴风骤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亿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过分强烈的“外部冲击”和一时泛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结果使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无所适从。紧接着,新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59年至1961年全国死亡人口为3615万人”[16](p337),但据一些学者推测“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15](p194)。我国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下子死亡了这么多人,这是当代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1958年至1960年我国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本已很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产值却下降了22.8%.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8365万人减少到14620万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少了13%,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亿斤),但国家征购粮食数量却逐年加码(1958年为1095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7.3%;1959年为1348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1960年为1024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5.7%),致使农村居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为2940亿斤,1959年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农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消费指数下降了22.8%,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15](p188-194)因此,从1961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1965年全国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都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我国农业生产逐步走出1959~1961年的低谷,开始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轨道,凋敝的农村重新有了生气。”[15](p328)

  特别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明确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其规模“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变”。“据1962年10月的统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71551个,生产大队713385个,生产队5468244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辖生产大队9.6个,每个大队下辖生产队7.6个,每个生产队拥有农户23.6个。至此,我国农村经济活动虽然还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下进行,但它的实质内容已基本上退缩到了原来初级社的水平。”[15](p256)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制度确定下来以后,期间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对于我国长期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6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集体土地归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归生产大队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归生产队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结构始终保持稳定。”[17](p134)这样,“从1958年到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增长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56%.农机总动力增加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加了12.3倍,灌溉面积增加了0.62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282.5倍。”[15](p418)总之,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了隧道,修筑了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8](p616),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但在这一时期,我国不论是人均农产品产量和粮食占有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比如,“1976年,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在1000千克左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直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全年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9](p823-832)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典型调查数据推算,“在1954~1978年间,我国农村人均日摄取热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质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与人体营养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别低了7%、52%和23%.”[20](P169)当时全国8亿农民人口中就有2.5亿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直接导致这种结果的两大主因:一是,“从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总计达到11594.14亿元,这其中有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有13.2%来自于农业税,有11.7%来自于银行储蓄净流出。农业剩余所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平均为48.58%,在70年代平均为31.67%,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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