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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更新时间:2009-10-13 23:17:15
作者: 林重庚  

  一种被看作是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经济理论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纳。“布拉格之春”期间,锡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华沙公约组织的部队入侵布拉格,锡克正在国外访问,因无法回国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政权更迭。

  锡克在北京的讲学同样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还安排了他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大概因为在指导经济改革计划方面经验丰富,与布鲁斯比起来,锡克更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视。负责全程陪同锡克的吴敬琏跟刘国光商议,以后还是应当多请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来华介绍苏东改革经验。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界银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详见后文)。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

  我们邀请的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 )、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教授。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以他们三人名义起草的大会讨论报告会后提交到了国务院领导人手中。

  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但是,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们的情况,及后来对近30年的观察,我觉得对以下三方面影响意义深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赵人伟为这段时期提供的一些素材,带着他自己的解释和分析。其中有些事情我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赵人伟参与了很多接待外国经济学家的活动。1979年布鲁斯来华讲学,由他全程陪同;1980年,世界银行第一个经济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是中方工作组成员;1985年,他是“巴山轮会议”参会者。当时,他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1985年任经济所副所长,1988年出任所长。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如奥斯卡。兰格和米哈尔。卡莱斯基其实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间应邀来华的东欧经济学家都身居国外。布鲁斯在英国牛津大学,锡克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东欧专家分别居住并工作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1979年来华讲学时,布鲁斯就介绍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并提出买方市场在改革转轨期间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和理论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沿用到80年代中期。

  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 ános Kornai)。1985年,科尔奈首次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详见后文),用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进一步阐明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专家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但中国的改革前辈们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高速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价格调整依据的是计算机精确计算出的数据。即便用高速计算机和使用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也不可能同时计算出经济中数以万计的价格呀?

  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即便这样,所有的改革尝试仍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他们学什么?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当东欧专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也欣然接受了中国需另谋改革出路的说法。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改革是采用“一揽子”的方法还是分步进行的方法。与会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会后,东欧专家们到中国几个城市进行考察。考察途中,他们回话,说他们改变主意了。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资金和物资储备薄弱,考虑中国仍是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鉴于上述情况,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因此,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与会的东欧专家、世界银行专家(Adrian Wood 和我本人)以及中国专家之间获得了共识。这个最终的共识在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1982年8月10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报告及世界银行1982年10月关于“比照东欧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报告中都有体现。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这样说:“……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

  然而,从一方面讲,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功,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是没有一个苏东国家在他们改革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布鲁斯等东欧专家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的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中国。这对于自1979年开始曾几次访华的布鲁斯来说体会最深。1985年,布鲁斯再次应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会上他发现,中国有些经济工作者还在试图用他五六十年代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布鲁斯态度坚决地建议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明确地说,80年代中期的中国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60年代苏东改革理论可驾驭的范畴。

  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这种情况在1989年3月国际经济协会于莫斯科召开的圆桌会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经济学家董辅礽代表中国作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的演讲,详尽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讲话中,董辅礽分析到,像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的出现;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并非通过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而出现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等。我本人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代表身份参会。会上,我明显觉察,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的改革前景高度质疑(除了明显成功的农村改革)。他们认定,中国的改革会日渐消退,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该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渐渐成了主流的思路,那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乃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的地位。

  众所周知,随后的20年,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自己的路子,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世界银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现代经济学入门

  

  几乎与学习苏东改革思想的同时,中国通过世界银行的两个经济考察报告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是为了中国申请世行贷款的需要,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的具体要求。依我来看,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现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对中国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了推动作用。

  1980年5月,继中国恢复世界银行集团席位之后,同年7月,世界银行派高级访问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访华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经济工作小组,随即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

  几十年对外封闭的缘故,一组外国专家要周游全国并考察中国经济形势的安排让负责接待世界银行考察团的中国官员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会要求我们提供多少信息和数据呀?如果按要求给了他们,我们是否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考察团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呢?通过接触,我心里很清楚,尽管上面的领导已经决定与世界银行全面合作,进行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还是有很多顾虑和担忧。

  为了增强中国官员对世界银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同我们一起工作。中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我们收到的数据和信息,他们也都有一份,我们报告的每一稿都给他们过目。同时,我们也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加进报告当中。这种与中方工作组并肩工作的模式显然很成功,随后的几十年里,世界银行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配以这么一个工作组。这种模式延续至今。

  1980年7月份之后,我们开始组建一支由世界银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考察团队。整个团队30人,由几个课题小组组成,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及交通组。考察时间自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这次考察,我整整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月。

  与世界银行首次考察团并肩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有:财政部的星光和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和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了经济工作者与考察团的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主要一位中国经济工作者来自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界银行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的“概要和结论”部分就此次考察的目的这样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政府掌控之外的要素、制定的政策以及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起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世界银行这第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议论这些问题,同时讨论这些问题对今后政策的基本含意。”

  1981年3月,考察报告第一稿送交中国政府提意见,其中包括一份主报告和各种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和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1981年6月,报告提交世界银行董事会。这份报告非常及时,世界银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界银行软贷款的条件。从这方面讲,报告满足了世界银行在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界银行的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接见由行长克劳森(自1981年接任麦克纳马拉行长)率队的世界银行访华团。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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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第三十八辑,20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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