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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苏亚雷兹与西班牙政治转型

更新时间:2009-10-06 01:38:13
作者: 林达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一、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个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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