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是台湾文坛少有的「知识型」和「信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识领域不限於文学，更注重思想；他的基本信念也不限於政治，而更注重人道主义的人生意义。我和他相交多年，每次见面，都有类似的感受。

记得有一次（大概20多年前吧），名理论家詹明信（F. Jameson）受邀在台北的清华大学招待所演讲，我适在台北，遂前往聆听，一进会场就见到陈映真，他态度严肃，像一个大学生，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师的论点，记得他事后又向我「请教」不少问题（想詹明信高徒，老友郑树森更有类似的经验），我却答不出他想要求的答案。

陈映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不断地在知识领域中求索，也不断地「确认」他的信念，我和他的友情，既亲切又「淡如水」，见面时他很少说应酬之类的话，他的笑容是诚恳的，但说的仍然是严肃的话题：「最近美国的文学理论情况如何？」不只一次他这样问我，我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心中甚感惭愧。有时默默无言之中我更能感受到他那颗赤诚的心。

陈映真却从来没有问我关於他小说写作的事，反而是我屡屡劝他多写小说，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他是台湾文学史上少数「大师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早已成了经典，我在美任教时，讲到台湾文学必用他的短篇小说：〈将军族〉、〈我的弟弟康雄〉、〈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这些作品都有英文译文，美国学生读来也受感染。内中的那股情绪，更是陈映真所独有的，既崇高（甚至带有宗教性）又颓废（他用这种美学方式来批判台湾的「现代性」）。但英文译文无法表现他那种特殊的文体；长长的句子，略带日文语法的结构，现西洋画的意象，哲学意味的内涵――这一切早已有行家指出，学界的评论文章无数，不必我再饶舌了。

但为了写这篇小文，我还是把他的两本小说集――《铃璫花》和《忠孝公园》――拿来翻阅重读（多年前在香港也曾以此为题发表专题演讲），不禁感慨系之。赫然发现，原来早在20年前他写〈赵南栋〉时，已经预知我们现今所处的资本主义的「人间」境地，以及它和革命理想之间的历史吊诡。在小说中赵南栋是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烈士的遗腹子，长大后却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化身，他的生活愈放荡形骸、漫无目的，也愈反照出当年受苦受难的先一代人的高贵理想和节操。

妙的是陈映真在这篇小说中用了一个音乐典故――萧斯塔可维奇的第三交响乐，又名《五月一日》（劳动节）。在白色恐怖监狱中的烈士们就义之前，那位Conductor竟然用竹筷指挥这首饱含普罗意识的交响曲。乐曲开始了，「竖笛流水似的独奏，彷佛一片晨曦下的田园」，情绪转向激昂，「小号的朗敞刚毅的声音，像是在满天彤旌下，工人们欢畅地歌唱，列队行进。他感到了音乐这至为精微博大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那样直接地探入人们心灵，而引起最深的战栗」。这位指挥家张锡命专注、无我地挥划著指挥棒。「一场暴风，一场海啸；一场千仞高山的崩颓；一场万骑厮杀的沙场……在他时而若猛浪，时而若震怒的指挥中轰然而来，使整个押房都肃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响之中。」

我是一个乐迷，也是一个「萧迷」，近来每次聆听这首交响曲，就不觉想起陈映真小说中的字句，於是也学著张锡命用筷子指挥起来，小说中的赵庆云落泪了，我也几乎落泪。这就是陈映真小说的魔力：他可以把这首萧氏作品中并不伟大的作品拉进小说世界中，而使得它听来崇高伟大。我曾经问过他这是哪里来的灵感？他回答说是向音乐专家请教过的。我觉得他的文学语言几乎超过原来音符的震撼，到了最后，「浑厚宽宏的合唱声，从地平线；从天际，带著大赞颂、大宣说、大希望，和大喜悦，从宇宙洪荒；从旷野和森林；从高山和平原；从黄金的收获；从遮天蔽日的旗帜，汹涌奔流，鹰飞虎跃而来。」真不得了！这简直是史诗的笔法，但内中的意象却又像是音画对位的电影蒙太奇手法，我从中感受到鲁迅散文诗〈颓败线上的颤动〉的余韵。

多年没有见陈映真了，希望他现在的心情不像这首乐曲，那样沉重。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不久之可以共聚一堂，谈谈萧斯塔可维奇，或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