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理想主义与现实

——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节闭幕式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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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很高兴能为我们学院的“文化节”做点贡献。

因为讲授社会科学,难得与本科生交流“文化”。社会科学讨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文化则属于道德情操之列。如果不是“文化节”,就很难有机会与大家交流为人做事的心得。

今天我想议论三件事。第一,什么是理想主义?第二,为什么大学培养理想主义?第三,为什么有理想主义的社会是有亲和力的社会,比较令人羡慕?

一.什么是理想主义?

在英文里,理想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词,都是idealism。这个词属于哲学范畴,意思是说,对人而言,思想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至高无上的。我在这里讨论的理想主义,虽然与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密切关联。这里首先谈理想主义的定义,或者说关于理想的三个特征。

第一,理想不是现实。理想主义的词根是idea,是观念。ism是至上的意思,就成了“主义”。如果去掉表示“至上”的后缀词尾–ism,就是idea,就是观念。观念不是现实,理想不是现实,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理想意味着善良完美的观念,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是perfect idea,所以是ideal。如果不是完美善良的观念,而是一般的idea,就很难“至上”,很难成为“主义”。所以,idealism是ideal加上后缀-ism,不是普通的idea加-ism。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是古希腊世界里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者,他的著作集中讨论“善”,即“good”。从11世纪到18世纪,欧洲流行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绝对精神,是absolute。Absolute的含义与柏拉图的good几乎是一样的,即完美的善良,绝对的善,也就是孔子讲的“至善”。在那个时代,唯心主义者是这样证明上帝存在的:因为上帝完美无私,所以上帝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怎么会有完美无私这种观念呢?在那个时代,善良完美为“真”,代表“真理”,就是perfect。

“理想”就是ideal,不是关于个人私生活的,而是完美的道德观念,是大公无私。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都是在为他人做自己生命之内无法完成的事。夸父、精卫、愚公的作为是利他的。他们被后人传颂千年,因为他们展示了追求理想的生命,展示了生命的完美。(http://www.yannan.cn)

Idealism通常都攻击私有观念,攻击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柏拉图穷其一生,鼓吹“理想国”。理想国是个道德国家,没有私有制。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的孔子也有这样的思想。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对孔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道德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不是为聚敛私财,为的是物尽其用。人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自家,而是出自道德。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外出无需闭门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大同社会就是大道,是最大的道理。这种理念显然是遥远的。但孔子这段话,被谱写成歌曲,传唱至今。这理想是完美的,所以是永恒的。这理想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成就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死了,但那伟大理念不会死,因为那理想是善良完美的。所以,理想是道德的、完美无私的,与今日所说的“真善美”相类。理想是道德的,是无私地去为社会做贡献。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既然是完美的道德观念,理想就不大可能成为现实。实现了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新的苦恼就出现了。所以,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完美观念。正因为其道德上的完美,就难以实现,至少不是在个人有生之年能享有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观念。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三个特征。

概括起来,理想有三个特征。第一,理想不是现实;第二,理想是完美善良,是大公无私;第三,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尽毕生的努力也难实现。(http://www.yannan.cn)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现实主义的时代,是理性时代,不是浪漫时代。“理性”指的是“对代价的敏感性”,是accounting,是算得失帐,是盘算个人的付出和个人的收益。对今人而言,神不存在,上帝不存在,天堂不存在。既然生命不过百年,生命内的物质享受就是一切。所以,个人的物质得失最重要,理想是不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大学里讨论理想,鼓励理想主义呢?

二.为什么大学培养理想主义?

这就要先解释什么是“大学”。

直到20世纪开始,要在我国当“知识分子”,就要熟读《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尚书》、《周易》、《诗经》、《春秋左传》、《礼记》。)上学就是读《四书五经》,考试也考《四书五经》。

《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指的是最大的学问。我们把university译为“大学”。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e,是宇宙。University的意思是环宇普遍的学问道理,包括了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知识这两大类。人文不是科学,却也是知识,是与科学同等重要的知识。我们中国传统的“大学”不包括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科学知识,只有道德人文知识。加上科学,中国的“大学”与university就一致了。西方的university原来也不包括科学,而是哲学和神学。神学和哲学演变到今天就是人文学科,英文称作“humanities”。在今天的西方,科学与人文构成知识的两大基本类别之一。

中国传统的《大学》讲什么?《大学》开篇的第一句就讲了“大学”的宗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用今天的话来说:学问的最大目的有三个,而且是因果的。(1)光大高尚的品德,(2)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3)追求“至善”这一最高境界。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什么是“仁”?“仁者爱人”。爱人是大爱,不是小爱,不是私生活里的情侣之爱,而是爱祖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社会至上,就是社会主义。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人们要克制自己争权夺利的私欲,恢复周朝的尊卑礼仪,也就是“克己复礼”。他的政治理想没能实现。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乱邦林立,礼崩乐坏,孔子的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他的“大道”,讲经济平等,共产主义,更是伟大的理想,也因此是永恒的理想。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讲三个理由。

第一,人类社会需要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当这种人文精神衰落了,就只剩下科学了,这个社会就被功利主义左右,被物质主义所垄断,就堕落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什么是人类社会?彼此关联的人群构成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来源于社会,却并不维护社会,并不能使社会上的人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相反,个人主义承认强者胜出,弱者成为社会的失败者,活该被强者奴役。(http://www.yannan.cn)

大家可能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民财富》阐述了一个道理: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自私自利的人们在不知不觉,毫无意识和目标的状态下,为社会的财富积累做了贡献。这个道理经常被我们当前社会的经济学家们引用,为自私自利辩护,并且宣扬自私自利。然而,亚当·斯密并不仅仅写了《国民财富》这一本书,他写过两本书,几乎同样有名。他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首先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尊重。这种欲望是独立于个人功利(utilitarian)欲望的。他称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欲望为“同胞之情”,就是fellow feelings。Fellow feelings指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道德情操从哪里来?他说是造物者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是planted by the Author of Nature,为的是拯救人类的灵魂,使人类能永恒,永续。没有永恒的精神,人类是不能永恒的。既然“同胞之情”对保持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所以,追求永恒高于追求个人私利。接下来,他就回答了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落后呢?他说所有的民族都需要fellow feelings来获得进步和发展,但很不幸,只有一小部分民族能拥有这种高贵的情操。比起个人主义,同胞之情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社会能从社会组织的野蛮阶段进步到文明阶段,成为civilized society。人人自私只是野蛮社会的机制。

《圣经》里有这样的说法,“Many are called, few will be chosen.”就是说,上帝召唤了所有的人,但只选择了极少几个。道德情操是举世皆知的,但能拥有这种道德情操的只是极少数人,以道德情操为本的民族也极少。

为什么到1700年为止,我国文明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年?我国有孔子,孔子以道德情操为“大学”,让所有的社会精英去研究和遵循“大学”,成就了中国的道德治国,成就了“礼仪之邦”。(http://www.yannan.cn)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追求的都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也就是追求理论。然而,德国的歌德曾说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人文学科的历史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久远,意义不在社会科学之下。有了价值思辨,有了人类生活的描述和记录,人类文明才有了灵魂。人文知识让我们能品味甜酸苦辣,感受痛苦与快乐,懂得耻辱和光荣。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的健康力量。

当然,只有人文,没有实用的科学也不行,就成了泛道德主义。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他只讲道德,不讲满足人之物欲的科学,便失之虚伪。缺少现实主义,南宋无力抵抗外来入侵是情理中的事。所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以及强调道德灌输和上下尊卑的制度礼仪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http://www.yannan.cn)

我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北京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北京大学向商学院靠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第二,既然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是大学问,就只有社会精英才可能掌握。或者说,具有了这种精神的人就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未必有正式大学训练的经历,更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高的那些人。士兵雷锋,掏粪工时传祥都是精英,因为他们是我国社会精神的楷模。罗马统治末期(大约公元500年左右),英格兰出了个大英雄,率领民众抵抗日耳曼撒克逊人入侵。他被称为“亚瑟王”。在爱听故事的欧洲人中广泛流传着关于他英雄业绩的传说,但学者们怀疑这传说有多真实。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评论的:

“这些事情并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段,就会觉得学者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像《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那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早已构成人类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人们为自由、秩序、和尊严而斗争的时候,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我们不追究《雷锋日记》里的细节是否真实。为世人所知的雷锋是精神世界的楷模,他使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文明,更亲切了;也使我们知道,缺少了雷锋精神的社会是多么堕落,多么冷酷。(http://www.yannan.cn)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英雄。英雄是精英中的精英。英雄的基本特点是:他们不是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是胸怀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变不可能为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那些人。美国商界的英雄不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而是那些赚了钱,却将这些钱全部奉献给社会进步事业的人。连商人都如此有理想,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就是自然的了。企业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恒的,让世世代代的人所敬仰。我们人类不是因为有了企业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而成为人类,我们是因为有了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我们才成为人类,才有了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政界的英雄都是那些一心一意为社会进步做出个人牺牲,领导社会走向团结和胜利的那些人,我们称之为“伟大领袖”。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人员只有三万,衣不蔽体,连皮带都吃掉了,更不用说枪支弹药的捉襟见肘。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写下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样的诗句。长缨几乎子虚乌有,但蒋介石这条苍龙有数百万军队却是真实的。所以,毛泽东拥有的是浪漫的理想,是不顾一切,要把小农的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感召之下,就会有精兵强将,就会聚拢全中国最出色的人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周恩来死去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在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人们说,那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周不是国家第一领导人。然而,秘书长回答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二领导人能没有子女,身后没有一分钱存款,数十年如一日为本国的独立、强大和进步服务,我也为他下半旗。我们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出色的政治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他们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厚底蕴,来自“大学”,就是大学问。

能够坚持理想的成年人是极少数。理想使他们坚强、弘毅,百折不挠,成为英雄。培育先进稻种的袁隆平,没有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地位,没有研究资金,无怨无悔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终于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农学家的楷模。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是理想主义在起作用,理想主义使他成为百折不挠的英雄。当他功成名就之时,得到了大笔的资金,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大幅改善了家庭生活。大概,那也标志他研究工作的终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是百年世界里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理想批判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国家,批判私有制度,批判家庭。他生前从没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承认,没有大学教职,没有女王的奖励,甚至没有祖国。他终生勤奋,在学术领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在我们的国际关系领域,半个世纪以来,做出最重大知识贡献的是Kenneth Waltz。他创造的是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对知识的追求绝对是理想主义的,他终生追求最出色的理论,一生勤奋研究,与亚当·斯密那样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博士论文,另一本在退休前十年才出版。在生活上,沃尔兹在美国名校的政治学教授里是比较困难的,他只靠固定工资活着,还要养活不工作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在现实生活里,他像马克思那样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然而对国际关系的学术世界,他几乎是永恒的。在美国去年政治学年会之余,教授们议论今天给学生的国际关系必读书单。谈论的问题是,百年之后,哪一本还会继续列为必读书?对所有的书大家都有争论,但只有一本大家没争论,那就是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缺少了贡献社会,追求完美知识的理念,就没有沃尔兹。没有普及于西方世界,乃至美国大学里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没有出色的西方乃至美国学者。(http://www.yannan.cn)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北大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忧郁症。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第三,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大学问要从年轻时代养成,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着重在青年时代讲究“理想”?为什么理想的种子要在青年时代播种?因为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会蹉跎理想,摧毁理想。许多人在年轻时有远大理想,但多数人在成家、工作、或者遭受挫折之后就成为现实主义者,甚至变成争权夺利,庸庸碌碌的“小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鼓励集体主义,讲授理想,与学生一道憧憬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教授们懂得社会的黑暗,但他们批判黑暗,鼓励大家追求光明。我们不在大学生中散布个人主义的、甚至反社会的灰色阴暗情绪。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善社会,我们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培养未来的,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当年,过去的成年人对我这样的过去的青年,曾经这样讲。可当时的我没有感觉。而今,作为今天的成年人,我对今天的青年也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显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昨天,我们昨天的理想,决定了中国今日社会的现实。当我在这校园里呼唤找回理想主义的时候,那反映了我对中国今天社会现实的痛苦反思。看着那些今天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我的老师们,我才醒悟到:当我退休之时,在座的诸位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你们今天对现实不满,那么,你们的理想就是祖国的未来。我希望这未来不是更堕落,而是更美好。

昨天的《北京晚报》登了一张半版的照片。说是一个叫刘路菲的63岁退休老师,业余研究永定河历史,发现某地应有一座建于1890年的大王庙,纪念永定河1890年决口。该庙1958年就被拆除了。从1993年起,他遍访当地知情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奔走了10年,矢志不渝。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下个月大庙复建工程将结束,成为永定河东岸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博物馆,里面藏有他收集了四十年的永定河资料。因为有了刘路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他的理想主义,显然不是退休后养成的。

我听说我院一年级的班集体组织了给建筑工地民工捐赠书刊的活动。建筑工地的民工是我们城市社会里最下层的人民。他们干一年活,还可能拿不到工资。他们一年四季住在工棚里,睡三层床,数十人一屋,吃的是青菜汤和馒头米饭。他们盖无数漂亮的房子,但永远也无法买得起北京城里的哪怕一小间厕所的面积。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工伤事故,甚至会死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工地上看看,你们将能读到他们用粉笔在墙壁上发出的绝望哀嚎。那里有普通的农民,也有乡村中小学教师,年龄有老有少。一些人写诗歌,另一些人画自己被成年累月压抑的性冲动。无论你们做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那是高尚的,是茫茫黑夜中的一只蜡烛,代表着未来社会良心的希望。(http://www.yannan.cn)

有人说,我不会是什么精英,也担不起中国兴亡的责任。我只想嫁到美国,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当家庭主妇,打理house,养两个孩子一条狗,相夫教子。这是我在北大拼命读书考试,考TOEFL,考GRE,读双学位的现实主义目的。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然而,我看到她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美国的社区生活,培养了出色的孩子,赢得了全社区人的尊敬,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而且,她们努力要孩子们学习中文,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回击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要他们维护自己母亲的祖国。看到了吗?在和平时期,她们是中美关系的纽带。当中美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战争的时候,在美国的大批华人——她们出色的子女们,就给祖国的生存带来更多希望,带来更多胜利的希望。这就是大学生活里理想主义的重要性。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比较有理想的青年,决定祖国比较理想的未来。

如何让大学鼓励青年有理想?关键在教授们。为什么大学被称为象牙塔?我们从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来源说起。在两、三千年以前,犹太人部落养活一种人,专门抄写《圣经》。他们每天沐浴焚香,只抄一页,为的是不出错。久而久之,他们便能解释《圣经》,于是在部落里很有地位。这样“有闲”的学者是怎样生活的?在犹太社区暴富的时候,社区只给他们一碗饭,让他们能吃饱。在社区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可社区依然要给抄写《圣经》的人一碗饭,让他们吃饱,以便饥荒后存活下来的犹太人能继续享受祖先积累的文明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铁饭碗”的历史来源。也就是说,因为铁饭碗,他们与社会有某种程度的隔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不为财富而生活,不为财富而折腰,靠传承文化的理念活着。这样的人受整个犹太社区尊重。在犹太人知识分子那里,没有“学而优则仕”,更没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世界上的大学问家,包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在内,犹太人居多。犹太知识分子独立,所以思想的触角没有禁区,左中右的大学问家都有。犹太人出色,今天的美国几乎被犹太人控制住了。之所以如此,他们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功居第一。有了这样的教师,就有了这样的文化,就有了人数极少,却这样成功的民族。(http://www.yannan.cn)

美国犹太人的比例远远不足1%,但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占主导地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美国当政治学教授要经历什么训练呢?4年的大学,2年的职业训练(硕士),或许还有若干年的工作经历,然后是6-8年的博士。但这么久了还拿不到铁饭碗。大学教职任上还要再考验6-7年。四十几五十岁了,早已生儿育女,一心一意追求知识的理念经受住了考验,再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挣钱,这时候才能挣到宝贵的铁饭碗,享受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也享受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正因为教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代代相传,美国成为世界上理想主义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或者说,在那里的老百姓中,“天真无邪”的人口比例最大。美国的成功与理想主义,与大学、与理想主义的大学教授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对今天的青年不满,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青年们相信什么,那是因为成年人让他们相信什么。我这代人的青年时代正值“思想解放”时期,想法非常不同,不像美国社会里有个天下一统的“社会主流思想”。所以,你们的思想也非常庞杂。我在这里说的话,当然只代表我自己。但是你们年轻人的思想,是“成年人”思想的折射。

我来概括一下。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http://www.yannan.cn)

三.理想与和谐的社会生活

西方社会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说,那是自由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当代社会是压抑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早年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这个貌似成立的说法一直让我深感困惑。

在我国的公路上开车,就会想到美国。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旦出车祸,身旁会停下一串车,帮着打电话叫救护车,留下电话号码为车祸过程作证。一旦开车上路,公路上的司机们就自动成为一个临时的集体,互助精神挺强。美国很少有司机用喇叭表示不满,因为那不礼貌。“礼”是社区的纽带。在我国的公路上,你看到更多横行霸道,zero-sum game,个人主义的“零和游戏”。在美国送孩子上学,家长们立即组成家长协会。家庭主妇们要去看鸟,她们组织看鸟协会。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是自动组织起来,因为心向集体。当我到了德国,那里的组织更“社会”。德国的汽车、火车;车上,车下,都没人查票检票,却没人逃票。那是个集体,集体是不容被伤害的。(http://www.yannan.cn)

你们经常读到的书里说,西方社会是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冷酷社会。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温情、是处处能见到的集体主义,或者叫做社区主义,团体主义。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会”或者“社”,就不是民,就不公,就不文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那里有封建传统,我国没有。我国是有两千多年“自由小农”传统的社会。相对我国社会而言,今天西方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civil,比较有亲和力,比较令人羡慕,人际关系比较和谐。

什么是西方封建传统?那里过去怎样组织社会劳动?先是奴隶耕作,后是农奴耕作。国家没有大一统,领主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庄园、人口、土地、收入。庄园是个大集体。在那种集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是屡见不鲜的,是西方社会的“基因”。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昂贵的雕塑,几乎永恒的花岗岩建筑物,没有集体的劳作,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自由小农社会,那么昂贵的永久性建筑绝不可能遍地都是。到了近代的西方,组织变成了更具有压迫性的东西。现代军队,现代的工厂和流水线,现代的公司和办公室,都依照军队模式管理。公司行号里的上下级关系比历史上的阶级等级关系更严厉。你可以“自由地”被老板解雇,也可以“自由地”解雇老板。没人雇用你,你不再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但你什么都没有了,彻底“自由”了,自由地成为社会垃圾。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人们向往自由,向往个人尊严,“个人主义”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理想。

在我们当代中国,农民自己雇自己,企业也是家庭企业,在家庭之外,个人始终是自由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当自己家庭成员的老板,不靠集体,不靠社会,不靠会社,所以“君子不党”。在这样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想是很难扎根的,更不要说产生。

在西方,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在我国,个人主义,或者说“家庭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大家都向往集体主义,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却是现实。国家、国家,国不过是家之聚合而已。(http://www.yannan.cn)

建国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农民一直采用集体主义耕作,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西方的农民也彼此紧密配合,组织了种种合作社。而在我国,建立人民公社就会饿死上千万人,最后仅仅落实到了“小队”,也就是20多户人家的集体。而且,就这个集体,也是靠国家强力维持的。国家决定不维持,它一夜之内就垮掉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但集体活动已经很少了。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几乎人人都参与某种程度的集体活动,而且他们不按专业分班,没有辅导员,没有团支部、党支部、甚至并不住在一起。因为那里抱团的传统,也就是集体传统很强,所以团体自治能力也很强。我国是家庭公司,个体企业。西方则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股份制的企业。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充满了对股民的欺诈,最后还要变成个人的企业。美国的股份制企业也欺诈,但比中国少得多,欺诈遭到的惩罚也严厉得多。

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与人民整体的契约。民主也不是个人做主,而是团体党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团的划分为前提。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我国儒家建立起了集体主义的理念。儒家以个人为中心推导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为仁由己”。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集体,到民族国家,到整个世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儒家不是为公之学,而是“为己”之学,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发掘自己内心的道德精神资源,以个人为中心点,讲人的尊严,推己及人,像个同心圆,通过社会网络来推广同情心和关于非善恶的情操。这就是中国先个人,后集体,再国家,然后天下的道理。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大学之)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http://www.yannan.cn)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不多。中国字难认难学。况且,在自由小农社会里,读书无“用”。以“黄金屋,颜如玉”加以引诱,才有人读书。读书人读的第一部书是《大学》,只有读了《大学》才能当官领导国家。所以,中国历代士子,也就是知识分子,读懂了《大学》,才会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儒家志向,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这种儒家理想训练出来的士子精英来领导国家,猜猜看,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是什么样子?

团结才有力量。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后,我国才有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出了个泰斗级别的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他以试图综合所有西方19世纪的社会科学思想著称。他认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社会心理从“个人导向”(self-orientation)转变到“集体导向”(collective-orientation)。今天政治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哈佛教授帕特南。帕特南写了《使民主运转》,解释意大利的民主靠什么生根发芽。他的结论是,哪里有集体主义传统,有社会主义精神——也就是他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哪里的民主就能运转。前不久他又写了本书,Bowling Alone,大概可以翻译成“自己跟自己玩”。书里讲美国社会开始堕落,堕落的原因就是社区主义,集体精神的逐渐丧失。要知道,美国是个高度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是给法国人托克维尔印象最深的美国特色。无论做什么事,美国人都要组个会社。不属于任何会社的美国人基本上是社会垃圾。不团结的中国人面对高度组织起来了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呢?

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在1840年以后被击败了。屈辱了半个多世纪,就有了“五·四运动”。一腔愤恨都对准了儒家,对准了孔子。的确,自从汉代,特别是宋代以来,儒家思想支持了小农的保守主义,还有颇为狭隘的家庭伦理,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然而,批判了儒家思想,我国社会就更“一盘散沙”了。于是,就有了强烈的反弹,就有了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走向了极端的集体主义。

西方学者不大会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他们研究共产党时期的我国社会,就得出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结论。中国学者也大多人云亦云。殊不知,西方个人主义是理想,集体主义是现实;我国的集体主义是理想,个人主义是现实。与个人主义的现实作斗争,是我国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旋律。(http://www.yannan.cn)

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集体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个人主义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然而,在中国,个人主义还需要讲授吗?那是不学自通的东西,不仅是人之本性,更是中国小农社会的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只有克制个人主义,社会才“社会”,才能成为理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温情的社会,舒适的社会,文明的社会,才能人人自觉买票乘车。

于是,丧失了理想主义,我们就有了大学今天的气氛。竞争就是一切,分数就是一切,分数不好就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如此,中学如此,甚至小学也如此。于是,社会也如此。我们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只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野蛮社会,我们北大培养的人就成了个人精英,社会的废物。二十多岁的人,没教过几天书,只因快速攒了一、两本书,就评教授。而他们的老师,培养了成千上万学生,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到退休也不能评教授。于是,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环境就鼓励年轻人急功近利,拼命去抄袭,而且要抄袭得高明,最好是抄袭别人看不懂的洋书。于是,我们不仅没有了学术创新,也不再产生学术大师。更糟糕的是,我们社会的“纲常”没有了,年轻人不择手段,拼命踩着自己的老师往上爬。这样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个可怕的、没有道德的社会。连师道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大学》之道?老师糊弄学生还不容易?

这样的社会能被改变吗?当然能!!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个人主义的社会被改造成集体主义的社会,而集体主义的社会又堕落成个人主义社会。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当大家说,恢复理想主义是天方夜谭,我坚决不这么认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大学、在社会,恢复理想的精神。(http://www.yannan.cn)

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来结束我的演讲。

七十年前的1933年,陈翰笙将近36岁。他在《东方杂志》的元旦特刊上预测中国的前途。文章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呢?一年半以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四年半以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1933年元旦,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个月以后开始的这次围剿在1934年迫使红军逃离井冈山根据地,踏上2万5千里长征。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世界的现实呢?在1933年,为了逃脱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市场成为标准的经济手段,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开始复苏。1933年,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1933年元月,德国纳粹党当选为执政党,准备与老牌殖民大国摊牌,重新瓜分世界。两年后的1935年,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准备新一轮划分世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5年后的1939年爆发的。(http://www.yannan.cn)

在1933年新年时,陈翰笙,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学者,对中国前途是这样梦想的,也是这样预言的:“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在当时看来,他的理想没有希望实现。

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比帕森斯还大了8岁。1914年17岁时,他偶然吃到美国产的桔子,很好吃。他同父母吵闹,要去美国学种柑桔。他母亲生了9个孩子,只有老大陈翰笙和那时刚出生的九妹活下来了,家境并不富裕。可母亲疼爱纵容陈翰笙,偷偷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陈翰笙买了船票。1915年,陈翰笙去美国留学,成就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阴差阳错,陈翰笙在美国被发现色盲,不能学农学,转学地质也失败了,只好去学历史学。他靠勤工俭学,得到了学士学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再后来,他结婚去了德国,在德国得到博士学位。9年以后的1924年,陈翰笙学成回国。蔡元培聘他做北大教授,是我们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回国后的次年,也就是1925年,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再次年,他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运动,李大钊就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我国留学欧美得到博士学位的学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是第一人。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陈翰笙被迫逃往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1928年,陈翰笙回国,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让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农村社会调查,也带出了一批后来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薛暮桥,张培刚。

他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他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英美烟草公司(BTA)给中国农民发放大量小额贷款,引诱他们不种粮食,种一种来钱的经济作物——烟草。当然,农民们收获烟草之后,只能低价卖给BTA。当烟草市场低迷,或者BTA垮台,耕地却再也不适合种植粮食了,烟农们就没了活路。这说明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压迫,而且受外来资本的渗透盘剥,而且外来资本主义是同本地官僚政权相勾结的。因此,中国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这项三十年代初,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学术研究,代表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三座大山”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预测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http://www.yannan.cn)

他的理想实现了,而且提前实现了,“快快成功”了。20年后的1953年元旦,中国展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在一片外国的领土上,能够与最强大的美国打阵地战,寸土必争,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朝鲜战争吹响了传统帝国主义“寿终正寝”的号角。又过了20年,到了1973年,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占领已经基本被清除干净了。

我为什么讲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今年(2004年)3月13日才去世,活了107岁。北大图书馆为他开辟了永久的研究纪念室。他横跨三个世纪的生命见证了我国的崛起和进步。

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在1933年元旦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不畏权贵,热情帮助青年,醉心于思想的创造。他生前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进他的家,我会产生满怀的感动。他的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非但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都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在两年里,几乎每周一次,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还打赌开心。虽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他那高贵的精神是不死的,是会薪火相传的,因为那精神高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所以,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也应当是大学里的主旋律。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你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只要你足够善良,愿意百折不挠地为“社会”这个大集体热忱服务,你就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纽带,成为精英。在把我国社会推向进步的过程中,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每个北大人的责任。(http://www.yannan.cn)

正因为如此,我们北大人——如果我们还自认“北大”是优秀的代名词,就不能忘记早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精神,更不能抛弃祖先的道德人文精神。

这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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