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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君:试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更新时间:2009-09-19 07:31:19
作者: 刘惠君  

  

  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阶段,近代中国从1840年起被英国用枪炮打开大门以后,便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不得不一步步进入了世界范围之内,于是第一次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即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这是由其长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所引发和决定的。这种矛盾当然不是当时的人们就能清晰地体会得到的,中国只是被迫进入到了世界大潮之中,也被迫在这种世界大潮的冲击下不停的而又艰难的对自身的各种因素不断地进行变化和调整,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这个社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但这种转型其艰巨和困难的程度使得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过程,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呢?又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此步履沉重艰难呢?

  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由于发生了同西方国家的巨大碰撞,鸦片战争起使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和变化,传统的封建超稳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旧有的封建模式遭到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再也不能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尽快变革,使中国迅速摆脱那种阴影和困境,通过认识和纠正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学习西方的优点和长处,重新振作以走向近代化。而放置于现实中,这样的认识则相当不易达成共鸣,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正是近代中国在许多方面悲剧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西方国家甚至与日俄等国的近代化相比,中国都显得相当迟缓,困难重重,因此所遭受到的灾难也最深重、最持久,除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掠夺外,我们国家的自身构造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殖民掠夺和抢占殖民地的时候,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仍像汪洋大海一样,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建立在一种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基础上,不可能像西方一样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人们也不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是鸦片战争发生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不能说毫无优点,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曾经创造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但其缺点却也不可忽视。有人说,中国从明代起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使在外来强烈的刺激、冲突和压力面前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对外部的反应不但表现得相当迟缓,自我调节功能差,并且想对它在任何一点上做出变革都显得异常困难,而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更是严重阻滞着传统中或许可以走向现代化生长的因素,因此既使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自觉地走向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它首先要求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的确立使得国民经济自由的权利被确立,由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但传统中国则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中,《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这种家族财产所有制不能分家,使子女不管多大,无论勤惰,都长期不能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中国君权至高无上,可以随时任意剥夺籍没臣民财产,臣民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这样就使创造财富的思想不易生出,而随时鼓励巧取豪夺,长期中国人吃人的惨痛历史史不绝书,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下中国要想自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困难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其对国民的经济自由束缚十分巨大。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农为本”,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被提到了一种不恰当的、形而上学的地步,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商人作为重利的典型,被认为是危害社会、伤害农业的严重不稳定因素,由此“重农抑商”便成了历代中国奉行的政策,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朝代如何更新,这项政策却代代相袭,因而在近代社会国外不断要求商业与贸易时,就造成了我们同西方间的巨大矛盾与冲突,直至后来以兵戎相见。对于社会转型起重要作用的工商活动长期受到禁止掣肘,这是整个中国长期财富不能积聚,国家财力疲弱到了极点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经济根源之一。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已逐步建立起了生产、流通、消费连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封建贸易壁垒被彻底打破,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深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成了最广泛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而封建的小农社会则仍是一家一户,互不相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着节奏缓慢,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正是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生产状况的典型反映,由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得太紧密,便阻碍了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其生产目的又在于自给自足,因此又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日益扩大;最后变成了封建王朝限制国际交往的经济基础。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时代,这种政策的反动本质和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用种种限制手段,妨碍了中外的平等交往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它阻碍了技术引进,使中国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并且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它还压制了国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⑴

  十九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长期思想、政治、经济等等力量对比冲撞后的一次总爆发。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国内完全确立,工业革命也已完成,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此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拓展贸易,寻求殖民地,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并且希望中英之间扩大商业交往和政治联系。而中国则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各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海外贸易中动辄禁海锁国,只是希望周边保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从清入关后不久,便因郑成功占据台湾,自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间严禁海上贸易;在收复台湾后开海禁,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⑵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又只剩下广州单口贸易了。⑶清政府把在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十三行之手,进行严格控制。这种广州单口贸易体制极其僵化复杂,英商和华商与清朝地方官员在许多具体方面频起冲突,官僚主义、愚昧专横的封建体制使各项冲突都毫无削弱可能,由于双方政治经济结构截然不同,双方的政府都顽强地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制度、结构和习俗,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决死性冲突。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虽然对此有所估计,但由于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而又闭目塞听,再加昧于世界大势,便显然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以至于造成了日后不可挽回的恶果。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自守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实际上,撇开中国的长远利益,仅从当时的情况来说,闭关政策也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本来属于民间的贸易冲突和正常的贸易往来,在中国严格僵化的广州单口贸易体制面前都会显得矛盾重重,无法可解,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任何变革性建议都没有作用,只能期待英国政府的干预,最终也势必要把两国政府卷入进去。⑷从中国商人来讲,无端的被剥夺了通过自由贸易而生存的权利,剥夺无数的人使用社会公平给予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将他们推入到困顿和生活无着之中,造成劳动者的权利被侵害,无论如何是当时中国社会并不成熟和理智的表现。落后的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又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并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这种政策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既有的优势。可见清政府闭关自守是一项强硬的政策,但也是一项僵硬的政策,其弹性系数太小,灵活性太差,着眼点太狭隘,因此势必会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冲突中削弱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都正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就必须转变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

  

  二

  

  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因此谈到这一点时我们更不能不常有一种受压迫和受屈辱的感觉,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行征服,要能够自觉地体会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还存在着巨大的缺憾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抛开这种单纯的民族意识,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西方闯入中国的同时,既带来了挑战、忧患和屈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思维和全新的生活方式,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走向世界的契机,这里的关键也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我们的眼光始终在四海之内,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我们同西方间距离遥远,地理条件又得天独厚,季风气候和雨热同期使我们的土地非常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土地就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必再去探险寻求,小农经济的社会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似乎也无需了解外面的社会,于是中国进入到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也便顺理成章了。同外来的侵略相比较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的无比艰辛与困难,但由于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而不能取得更大发展进步带给我们的悲惨、痛苦其实却绝不亚于外来的欺凌和屈辱,然而这点由于长期的习惯和惰性又常常容易为我们所忽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使世界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全世界或早或迟都要发生这种历史的转轨,这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当一种更明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一种更落后、更野蛮的社会制度相比较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更容易向往那些能使人类更幸福、更能保障人类丰富、自由本性的社会,当不知道人类还能有更好生活的时候,悲惨无助的人们或许只能在痛苦无望中挣扎,而一旦看到了希望,无数的人们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社会发展或早或迟地朝向这个方向,因此先进的制度迟早会最终地战胜落后的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是一样,在与外国侵略势力相撞击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的常规和平衡被打破了,随即发生了与西方资本主义间的激烈冲突,但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孕育、艰难和成长。

  中国历史上长期不能得到变革,传统有着极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一直绵延至今,中间从未中断,在世界上相对独立地发展,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和发展地位,拥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赋予它丰富的资源,历史上处于四周的民族大多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并长期受其影响,由此长期以往,便鼓励了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大意识,使我们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这也确定了让我们自觉的接受一种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而这种文化要想对中国发生影响除非力量达到足够征服,否则是不容易得到任何改变的,这也确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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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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