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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当代文学--农村与乡土的两次历史演变

更新时间:2009-09-19 01:35:48
作者: 孟繁华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随意欺辱这仅仅是活着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机村弥漫四方,于是,对人性的追问就成为《随风飘散》挥之不去一以贯之的主题。

  《天火》是发生在机村的一场大火。但这场大火更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它是一场自然的灾难,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自然的“天火”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机村毁灭性的打击,但自然天火后面的人为“天火”,却为这个遥远的村庄带来了更大的不测。那个被“宣判”为“反革命”的多吉,连撒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只有舍身跳进悬崖;那个多情的姑娘央金,当她从死神手中挣扎回来,已经是救火战场上涌现的女英雄了。这个女英雄脸上出现了一种“大家都感到陌生的表情”:她神情庄重,目光坚定,望着远方。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报纸和宣传画上先进人物的标准姿态。多吉的命运和央金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两极,一念之差,或者在神秘的命运之手的掌控下,所有的人,既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空山》将一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谬,蕴涵于一对母子的日常生活里,蕴涵于一场精心构划却又含而不露的“天火”中。这时我们发现,任何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过后,它留下的是永驻人心的创伤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伤痕。生活中原始的愚昧,一旦遭遇适合生长的环境,就会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挥发出来,那个时候,灾难就到来了。机村琐碎生活的叙述与《尘埃落定》宏大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仅仅几年的时间,历史主义在阿来这里已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无可质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他的倍受争议、毁誉参半恰恰证实了他的重要:他是一个值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二十多年来,贾平凹用文学作品的方式,密切地关注着他视野所及变化着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他的方式对这一变化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状态表达着他的犹疑和困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比如《浮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等,虽然也写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总还是洋溢着不易察觉的历史乐观主义。即便是《土门》《高老庄》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到他对整合历史的某种自信和无意识。

  但是到了《秦腔》,情况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或情节的发展。或者说,在贾平凹看来,以往的乡村生活虽然有变化甚至震荡,但还可以整合出相对完整的故事,那里还有能够完整叙事的历史存在,历史的整体性还没有完全破解。这样的叙事或理解,潜含了贾平凹对乡村中国生活变化的乐观态度,甚至是对未来的允诺性的期许。但是,到了《秦腔》这里,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疯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承传者的一往情深。对于引生或贾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乡村中国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秦腔》并没有写什么悲痛的故事,但读过之后却让人很感伤。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现代”这个神话产生质疑。事实上我们在按照西方的“现代”改变或塑造我们的“现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我们传统的堤坝,民族国家的特性和边界正在消失。一方面它打破了许多界限,比如城乡、工农以及传统的身份界限;一方面我们赖以认同的文化身份也越来越模糊。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进化论的理论。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面对“现代”的叩问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同时也是如何面对那个强大的历史主义的问题。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去历史化”的小说,但它发现了普通人的心灵史。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亚里士多德发现,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动和言语,人们是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一生的。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在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能力,而是被剥夺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城邦公民最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现代之后,交谈是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但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经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说话”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不可穷尽。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入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普通人的心灵史就这样被严酷又生动地呈现出来。

  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告知我们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支配文学的时代终结了。如果说在这些文学中也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某些政治因素的话,那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我们更多看到的,则是广袤的乡村中国绵延不绝的本土文化的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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